38岁，我再次结婚了。

　　婚后我住进他的三层小楼里，干净舒适。他在农忙时会雇用机械收粮食，很轻松。我也每日只需照顾他和孩子们的生活起居，相对于农活，繁琐但不沉重。空闲时，我给门口的老头老太太唱两句，找找乐子。

　　日子过久了，他的精明处处可见。他会想方设法克扣农民工的血汗钱，也会在种田时故意多占邻地的几陇田，会让我排很长的队领免费的牙刷、一两个鸡蛋之类的。把钱也看的牢牢的，每月发给我的生活费，除了买菜买米，所剩无几，给他要时，他会说，孩子们多，我们得节省着花。

　　话里话外告诉我，他一个人养这多人很辛苦。
       
　　原来厂里的戏曲团组织了个演出团队，听说有接不完的演出，很挣钱，但要东奔西走。他们联系过我，我很想去，便与他商量，他很反对，说不挣那个让别人看脸的钱。

　　我虽然很反感他的说法，但还是妥协了，不想再因为唱戏闹矛盾。

　　我儿子一次也不肯登他家的门，中专毕业，便跟村里人去南方打工了。

　　我提出给孩子翻盖村里的房子，他说等孩子有对象了，给城里买房好了。儿子谈的对象时间都不长久，房子也没买。

　　他的两个女儿嫁人了，儿子娶妻生子了，我做到了一个合格的后娘，忙里忙外，做棉衣、带孩子、伺候月子，虽然和他的孩子们不算亲近，但也和谐，我把家里的生活按排的井井有条。

　　可是孙子一出满月，他变脸了，开始鸡蛋挑骨头的抱怨我浪费，变本加厉的各种贬损、指责：“笨的不如猪，猪还能卖钱。”“什么也干不好的东西，活着浪费粮食。”“唱啊唱的不要脸，丢人现眼的。”他的这些话挂在嘴边，张口就来。

　　我忙一天家务，他晚上回来理所当然的当大爷，还在耳边各种聒噪，生活费也不再主动给，给儿子买房的事更不能谈，因为为我缴纳一千多点的保险，骂我是个寄生虫，只会趴在他身上喝血。他咬牙切齿的狠狠用眼睛剜我，让我恨不能找个地缝钻下去。

　　后来我知道，这种讽刺刻薄的话，也是一种暴力，是一种看不见伤口的伤害，这种伤害像针扎在身上，虽不致命，却能生病。

　　我不敢和他提钱，也不愿意看到他，连喜爱的戏都唱不出来。

　　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变成一种煎熬。

　　我再次想到离婚，老娘说，能忍就忍忍吧，孩子因为你两次离婚，说媒的人都很少。他答应给孩子买房的事也没兑现，离了，不是亏了吗?

　　我给儿子打电话，不善言辞的儿子说：“妈，不用担心我，你啥时候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力。”

　　我一下泪崩了，我有追求幸福的权力。

　　49岁，我绝决的第三次离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