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生姓李，是我大学时的老师。那时的他，风华正茂，风度翩翩，他是我们班的辅导员，给我们上哲学课。康德、黑格尔、尼采、老子、庄子，他口若悬河，如数家珍，经常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他上课从不点名，但每节课都爆满，到考试时也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大家写写论文即可过关。他在学生中很有人缘。我们这些学生经常找机会去他家，有时还在他家蹭饭吃。
 
但是，他妻子跟他的关系并不和谐。据我们多方打探得知，他妻子是他的大学同学，两人原来也是夫唱妇随，琴瑟和谐，但后来他妻子耐不住大学校园的清贫，一心要去闯荡大千世界，去做“万元户”(这是那个时代富翁的通称)。几经斗争，李老师在校园里坚守他的哲学，师母则去了海南。
 
我们这些喜爱李老师的同学对此很是义愤填膺。我最后“舍身而出”，“牺牲”自己的色相，填补了李老师床头的空白。1992年，我拿到大学毕业证后，就与李老师举行了婚礼，此事在同学中传为佳话。我成了新一任师母。李老师大我8岁，那一年他30而立，我是22岁的大姑娘。
 
现在回头看，当年我们的感情是纯洁的。我喜欢他的书卷气质、渊博的学问、风趣睿智的谈吐、白净的皮肤、高挑的身材，甚至包括那副厚厚的眼镜片，我也喜欢我们把家安在我喜欢的大学校园里。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物质欲望并不强烈，我喜欢家里四壁都是书架的那种感觉。我的这一切，也都是李老师所喜欢的，我们的结合是幸福的。
 
婚后的第二年，我们就有了孩子，是个大胖小子。老李高兴的不得了。3年后，我厌倦了在区政府机关无所事事的状态，考入一家跨国公司在北京的办事处工作，收入水平达到了白领丽人的标准。而老李在学校也分到了一套大房子，评上了副教授，现在大学教授的收入也早不是当年“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穷不过教授，傻不过博士”的年代，知识值了钱，我们又是一家两制，物质生活条件蒸蒸日上，应该说，没什么不满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