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1979年起算，伊朗和美国至今硬杠了40年；在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全面制裁之后，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似乎一触即发。
在我看来，除非伊朗作死主动发动战争，否则战争是触发不出来的；今日的美国，已不是过去那个不惜一切代价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了，“能不烧钱就不烧钱，能不死人就不死人”是特朗普的信条。
但即使不战，全面制裁之下，伊朗也很难受：最先被制裁的石油产业，占到其收入的40%，然后是占到出口额10%的铁、钢、铝、铜等金属产业于日前再被制裁，出口收入面临腰斩，这放在哪一个国家都吃不消。
当然，首当其冲吃不消的，就是曾在2017年底因为鸡蛋价格上涨而走上街头的伊朗民众；本来就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他们，一直以来都是美伊关系恶化的最大受害者。
至于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们，固然是站在风口浪尖，固然也是压力山大，但很确定，他们的生活质量是该如何还是如何：形势大好时就满汉全席，形势不好时就每餐一碗红烧肉，本来就是东方西方的领袖们的共有经验。
同样是承压，领袖是领袖，炮灰是炮灰。
二
领袖们当然不会不关心炮灰的疾苦。
5月16日，伊朗总统鲁哈尼说，美国的制裁导致民众难以获得基本的食物和药品，对伊朗的民生造成了麻烦，美国的行为属于“危害人权的罪行”。
这个表态，明为亲民，实为控诉，玩得漂亮。
然而，伊朗民众的人权“被危害”，并非一日二日的事，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事，所以压根不用去回溯历史探究原因，就能确定无疑断言这就是领袖的罪过：治下的民众，一直都是炮灰，不是领袖的罪过，是谁的罪过？
况且一回溯历史一探究原因，他们的罪过历历在目触目惊心。
美伊不是天生一对仇敌的。在巴列维王朝时代，他们是盟友，同仇敌忾对付共同的敌人苏联。
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美伊的盟友关系一夜之间终结，“华丽转身”为不共戴天的仇敌。
这个不共戴天的标志，就是震惊世界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人质事件”：在伟大的伊斯兰革命中，“革命群众”于1979年11月14日占领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扣押52名美国人，持续时间长达444天。
这一极其恶劣地践踏公认外交准则的行为，就是霍梅尼送给美国的第一份大礼。
伊朗把人质事件当成荣耀，至今每年的这一天，都会举行纪念仪式；美国大使馆门口的自由女神画像被换上了骷髅头，牢牢地将美国的“大撒旦”形象嵌入伊朗民众大脑。
三
“大撒旦”是霍梅尼的政教合一伊斯兰神权政权在革命之后对美国的定位。
在霍梅尼眼里，美国是伊斯兰世界的压迫者和敌人，是导致伊斯兰社会道德沦丧和本土文化衰败的邪恶源头。
这一解读，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的必然产物，是伊斯兰世界宗教复兴运动中的普遍认识：伊斯兰宗教复兴的本质，就是回归中世纪，就是反世俗化，美国作为堕落的西方世界的代表，自然就是敌人的化身。
但原教旨主义仅仅是与美国为敌的条件之一，和瓦哈比派联手的沙特，同样是原教旨国家，一样在输出恐怖活动，它却如同革命前的伊朗一样，与美国保持盟友关系。
这说明，1979年的化友为敌，是伊朗新政权的主动选择；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上的对立，必须在现实政治的抉择催化下，才会走向决裂。
霍梅尼选择与美国为敌的现实考虑，既非秘密，也不独特：与任何一个靠强力上台的政权一样，他需要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如此才能集中需要的资源，才能塑造出特色意识形态，才能获得权力的合法性，才能巩固权力。
与美国为敌，不过是新生的神权政权存续并强大的必需，“执政权”就是霍梅尼、哈梅内伊们念兹在兹的“核心利益”。
四
为了让这个“核心利益”深入人心，成为流淌在伊朗人身体里的血液，让伊朗人心甘情愿为它奉献牺牲，霍梅尼们反复地宣传“伊斯兰革命输出论”，声称要将全世界变成“伊斯兰领地”，而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方式，就是战争。
霍梅尼说：
每一天我们都在为战争祈祷......通过战争我们向世界输出了我们的革命；通过战争我们证明了我们的受压迫和侵略者的专制；通过战争我们揭露了世界贪婪者的欺骗嘴脸；通过战争我们分清了我们的敌人和朋友；通过战争我们踩断了东西方的嵴梁，巩固了伊斯兰革命的根基。
为践行这一愿景，他们派遣教士和革命卫队，四处输出“什叶派革命思想”，传授极端思想，发动战争，制造恐怖袭击，叙利亚、黎巴嫩、阿富汗、伊拉克等地方，都有其身影。
对此，有人评论说：伊朗输出的是革命，领回的是尸体。
这些尸体，当然也是炮灰。
编造宏伟的乌托邦蓝图，然后鼓吹战争和斗争，划分敌我，这一通用套路，将“美国就是死敌”的信念，深深地刻入伊朗人的大脑。
霍梅尼死后，接班人哈梅内伊当然是“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继续与美国为敌，继续捍卫他们的“核心利益”。
在哈梅内伊时代，伊朗也曾有过解冻和美国关系的迹象，那就是以开明派为世人所熟知的哈塔米担任总统的1997年至2005年；在那段时间，美国部分解除了对伊朗的制裁。
但随后上台的内贾德将哈塔米的努力化为乌有。
以强硬派为标签的内贾德，就职后第五天，就撕掉核设施上的封条，宣布重启核进程；今天将伊朗民众再次变成炮灰的“伊核问题”，就是内贾德时期的遗产，当然也是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杰作。
五
走在政治前台上的内贾德，其反美斗士的形象比肩查韦斯，在联合国等多个公开场合，留下了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警句”。
他机关枪扫射式地开骂：美国“是一个虚伪的超级强权国家，一个全身沾满鲜血的国家”，布什“是现代战争狂人”，以色列是“最残暴的种族主义政权”，欧盟是美国的“罪犯帮凶”。
他无比出色地将伊朗与西方的关系推入冰点。
在2005年给布什的一封信中，他完整地诠释了伊朗与美国和西方对抗的内涵：
“自由主义”和“西方式的民主”对人类理想的实现并没有什么帮助，而且这两个概念到今天业已失败。自由主义民主体系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崩碎坍塌的声音，在有识之士的耳边已经清晰可闻。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世界正趋向于对全能的主和正义的信仰，而真主的意旨终将大行于世。
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伊朗与美国和西方为敌，并非“看不惯”某个国家那么简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圣徒，因而反对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合理。
伊朗反美、反西方的真正本质，是反自由民主的制度，反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反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而反自由民主的制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目的就在于保证哈梅内伊们的执政权牢不可破，因为一民主了，一自由了，哈梅内伊们就垮台了。
伊朗人只有永远蒙着面纱、永远穿着黑袍，他们才会安心。
所以伊朗硬杠美国40年所要捍卫的那个“核心利益”，就是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们的执政权。
六
这个“核心利益”，在强大的宣传机器包装下，变成了伊朗民众的核心利益，领袖们一个个都大公无私，“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而真相是，伊朗民众不过是这个核心利益的炮灰。
不必作任何空对空的论证，直接看结果就够了：伊斯兰革命后的40年，也就是与美国为敌的40年，伊朗在政治上和革命前是一样的专制，在经济上却失去了原有的高速增长，在国际上陷入了孤立，在社会生活上重回非世俗化，民众生活在一个民生凋敝、思想苦闷、前景黯澹的国度，从革命前的小粪坑掉进革命后的大粪坑。
对这个粪坑的最好指控，还不是高企的失业率和高涨的物价，而是这个惊人的数字：伊朗与毒品有染的人口高达6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5%。
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权，一个极权体制，一个每个人一出生就必须信仰那个号称最纯洁的教义的社会，居然如此大规模地向毒品投降，这只能证明他们的迷茫与绝望。
这就是40年反美的结果；伊朗人在领袖的号召下所反对的，不止是美国，还是美国所代表的那一套自由、民主、富有的现代文明，他们把自己反回了中世纪。
如果他们仍然不明白危害他们人权的真正元凶是高高在上的领袖们，如果他们继续听从号召化身战狼奋不顾身地反美，不明白自己炮灰的本质，把自己给反没了是迟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