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生活感悟:疫情第三年 2000万货车司机经历了什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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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变成了一张网，将行程码、健康码、核酸检测中任意一个不符合要求的司机网住。服务区、高速口、国道口停满了货车，有些高速口堵的车能有两公里长。
等待，是被困在高速公路上的货车司机们的常态。平时往返浙江—江苏两地的范泽名被困在了杭州市绕城高速下沙服务区。他原本去苏州拉货，交警在高速口扣下了他的驾驶证，司机们形容这个过程是“签字抵押”，这是为了让司机们拉完货尽早离开苏州。
眼下，他又被卡在了通行证这一环，只有注册资本在1000万以上的企业才能申请通行证，他只能等着公司法人代表拿着营业执照到高速关口申请通行证，再把他“领走”。等待的时间里，范泽名通常绕着卡车走上三圈，也经常会坐在树下发呆，有时候想着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像个傻瓜一样，两眼望青天”。
最让司机们愤恼的是，有的地方连车也不准停，他们想要多咨询一点信息，对方立马喝止：“要么掉头，要么隔离。”更麻烦的是直接劝返，行程码成了摆设，还没等收到验证短信，就让你掉头。
37岁的刘博在这行干了八年，视频里的他瘦削憔悴，说话时额头的两道皱纹会随着嘴角上下起伏。4月4日，他在河北省廊坊市卸完送给当地的物资，准备开始下一段旅程，在沧州北高速口，由于他的行程码下多出了天津市和一个星号，工作人员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要么集中隔离14天”。集中隔离意味着14天都没有收入，刘博想都没想，立马掉头。
为了省一些油钱，司机们喜欢下高速加油，一次刘改平路过湖南株洲，想下去加点油，但出口上赫然写着到过深圳的司机不能下高速，排在第二个的是上海。他拿出行程码说深圳已经摘星了，对方回应说，“政策是这样，摘星了也不行”。那些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大多数来自附近的城市和村庄，刘改平试图理解对方，“可能人太多了，每个车都要问一遍，为什么不让下，问多了就容易烦躁，他们也确实没有权力放我们下去”。他就急忙给对方赔个笑脸，“行行行，你不要凶”，然后掉头就走。
不能下高速，司机们往往聚集在还开着的服务区里，晚上十点以后，这些服务区都处于爆满的状态，司机们在这里休息睡觉。如果来晚了，只能再开50公里找下一个服务区。一些司机会体谅他人，如果自己睡醒了就把车开走，给后面的车让路。
找到一个开着的服务区并不容易。刘改平前几日从京港澳高速进入河南许昌，400公里的高速路上只有2个服务区，其他的都关了。关闭的服务区门口写着要升级改造，但却没有一点要动工的迹象。有一天夜里刘改平路过江西，那条路上原本有4个服务区，但现在只开了1个，司机们把车停在服务区进出口的匝道上挤着，更长一点的货车进不去匝道，只能停在应急车道上休息。
司机们聊起这些的时候总是表示理解，减少司机停留有利于疫情防控，但他们也不总是干等着，也会在群里交换消息，有时候不得不投机取巧，通常来说夜里会比白天管得松，他们就徘徊着等到夜里碰碰运气，看能不能下高速。
长期在高速上停留，也会有另一种隐患。范泽名在高速上看见走蛇形的大车，他知道一定是司机疲劳驾驶了。而被困在河北的那天，刘博跑了十几个高速口，一夜没睡，还亲眼目睹一辆拉煤的货车发生追尾事故，前胎的轮子被撞瘪。他猜想这位司机是不是也和他一样，找不到下高速的口，导致疲劳驾驶。他有些后怕，“一个家庭就这么破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