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6日，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挫败美西方提出的涉疆决定草案。这不只是中国的胜利，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胜利和国际公平正义的胜利，说明美西方长期以来以人权为工具欺凌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图谋再次遭受失败。

　　多年来，美国外交实践就像一包M&M豆，虽然糖衣颜色五花八门，但每粒巧克力豆味道却一模一样——纯正的霸权、霸道、霸凌风味。

　　究其原因，正是美国独特的宗教传统、文化渊源和历史轨迹，从根子上深刻塑造了其政治外交逻辑，给美国对外政策打上了明显的霸权主义烙印。

　　一、罗马情结与尚武基因

　　从民族结构看，美国虽是一个多种族移民国家，但仍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移民文化奉为主流，事实是欧洲文明在北美大陆的延续，也继承了欧洲对罗马帝国的认同。建国之初，美国的“国父”们就向往、效仿罗马帝国，包括乔治 华盛顿在内的一众政治家都是“精神罗马人”。美国在设计政治体制时便多处刻意效仿罗马帝国，对宪法的高度重视也与古罗马奉行法典治国的传统一脉相承。无论建筑布局还是构型，华盛顿城都在向罗马城致敬。

　　在联邦党人发表堪称美国政治思想基石的《联邦党人文集》时，其所用笔名“普布利乌斯”正是一位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著名英雄。美国的白头鹰国徽则是古罗马鹰徽的北美版。

　　美国不仅参议院与古罗马元老院同名，其国会大厅墙壁还悬挂有象征古罗马执政官权威的法西斯束棒青铜浮雕，国会大厦所用的大理石更来自意大利，寓意美国的先父们要把国家建立在古罗马的基石上。

　　美国政客常常以罗马帝国的“继承者”自居，热衷于“角色扮演”。历史上许多美国政客的轨迹也很“罗马”——有人是大搞权谋的凯撒，有人是制造分裂的狄奥多西，有人是沉迷声色的安东尼，有人是征伐无度的图拉真。条条大路通罗马，而去向白宫的路可能是里面最近的一条。

　　在这种心理下，美国政府自然也继承了古罗马崇尚武力、热衷扩张的基因。古罗马王政时期至共和时期近800年，仅有两段短暂的和平时期。与此相似，美国240多年的历史上，只有16年没有打过仗。1789年到2022年，美国在海外发动了469次军事干预行为，仅冷战结束后至今的短短30年间，就发动了251次。

　　为开疆拓土，美国政府甫一独立就掀起了长达一个世纪的“西进运动”，通过多次战争从印第安原住民及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殖民者手中夺得大片土地，并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

　　二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军事霸主，长期维持高额军费投入，保有最强大的核打击力量和航母编队，近400个海外军事基地遍及除南极洲外的六大洲、四大洋，控制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战略要地，海外驻军常年维持在30余万人。

　　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挟“一超独霸”之威，先后参与或发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等。过去20年，美国以反恐之名，在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发动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80万人死亡，其中约有33.5万是平民。上述国家无不深陷混乱、失序、倒退的泥潭。当下，美国战争活动向多领域、多维度趋势发展，从直接发动战争到支持代理人战争，从煽动他国内战到制造国家间冲突，从传统军事战到新型经济金融战、科技网络战、舆论信息战，变本加厉、花样迭出。为维护全球霸权，美国视全世界数千万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无物。

　　然而，“国虽大，好战必亡”。古罗马帝国曾建立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称雄世界，但也逃不过呼喇喇大厦终倾的命运。

　　同样，美国在国际上树起靶子、挑起冲突，甚至不惜以“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方式全方位遏制打压“对手”，给世界带来动荡不安，不仅不能解决自身问题，也势必受到反噬。

　　二、宗教狂热与偏执基因

　　美国以基督教立国。17世纪初，一批怀有强烈宗教激情的欧洲清教徒，为逃避宗教迫害来到北美大陆。这些基督教新教信徒自认为是上帝选民，肩负着建立“山巅之城”、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自此，基督教传统始终伴随美国发展进程。

　　如今，宗教因素深植美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美国有63%人口是基督徒，宗教“产业”每年对美国的经济贡献金额高达1.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第15大经济体2021年GDP总量。

　　2018年皮尤民调显示，美国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国家，但也是富裕国家中宗教性最强的”。美媒VOX评称，“绝大多数富裕国家宗教性不强，但55%美国人每天祷告，在统计学上是反常的。”

　　本质上，美国是非典型的世俗国家，形式上实施政教分离体制，但民族性格、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等仍深受宗教浸染。这种精神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巨大鸿沟也是美国价值理念扭曲、极端化的主要“病灶”。

　　首先，基督教的二元对立哲学观决定了美国“二极管”痴症。自创教以来，基督教抱持非善即恶的二元对立思维，主张“非我教类，其心必异”，不仅不断排挤各地的多神教，更长期迫害一神教中同根共祖的犹太教、伊斯兰教。

　　近年来，美国政客不断操纵煽动民众的“宗教激情”，将中、俄等国塑造为“撒旦”，发起西式民主的“十字军东征”，就是这种思维的明证。

　　其次，基督教中对“信士”与“异教徒”的区别对待是美国对外政策“双标”顽疾的病根。新教“因信称义说”强调，只有信仰基督才是无罪之“义人”，不信基督便是戴罪之身，低人一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只适用于基督徒间，异教徒不配享有。

　　这正是美国在国际上赤裸裸双标行径的源头：只有美西方国家的才是民主的，不姓资的国家一定是专制威权的；恐怖袭击只有发生在西方国家才是恐袭，发生在其他国家就叫“被压迫者的绝望反击”；骚乱发生在西方国家才是“叛乱”，发生在其他国家就叫“美丽的风景线”。

　　第三，对“救世论”的狂热造就了美国的“教师爷”心态。美国前总统威尔逊曾宣称，美国旗帜不仅是美国自己的旗帜，也是全人类的旗帜，到一定时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将要转向美国来寻求那种奠定一切自由基础的道义力量”。在这种宗教狂热下，美国人认为自己有责任“拯救”那些在非美式民主制度中“沉沦”的普罗大众。

　　在世界经历了“三次民主化浪潮”、苏联解体等剧变后，山姆大叔更加志得意满、不可一世。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曾断言美式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美国抱持这种自我感动式的救世心态，将“天赋使命论”当作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推广“普世价值”的理论依据。

　　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使美国在制订和实施对外政策时，始终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枷锁，总是“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

　　然而，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美国霸权优势日益减少，优越感、使命感逐渐消退，焦虑感、失落感不断加剧，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为了歇斯底里维护霸权地位而做出的各种出格行径。

　　三、实用主义与利己基因

　　北美早期移民普遍信奉新教教义中的务实精神，使得美国人从文化根性上注重实利、追求功利。此后在美国本土又诞生了信奉“有用即是真理”的实用主义哲学，在20世纪成为一种主流思潮，许多同时代的美国政客均深受影响。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视实用主义为“美国精神”，培养了美国人的务实作风和进取精神。而实用主义逻辑体现在美国外交战略中，就是鲜明的现实主义导向和美国利益至上。

　　在美国政客眼中，所谓盟友只是维护霸权的工具。正所谓“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残害朋友不是不行，只是得加钱。

　　从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倡导“利益外交”开始，美国同盟政策以现实利益为重的传统延续至今。为了在冷战后制衡中苏，美国对日本战争罪行“手下留情”；为了维护经济霸权，里根政府用“广场协议”绞杀日本；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政府频频毁约退群；为了对华围堵遏制，拜登政府又四处拉拢拼凑“小圈子”；为了搞垮俄罗斯，美国不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让欧洲盟友在能源紧缺的寒冬中瑟瑟发抖。

　　对美国而言，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是维护美国制度性既得利益、不断榨取世界价值的遮羞布，国际组织和条约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旋转门。

　　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最大发达国家，美国不负责任的经济政策加速全球治理失序。当觉察到自身霸权走向衰落，美国便开始不择手段滥用美元主导地位和全球金融体系控制权，执行对抗性贸易政策，恶意制造全球经济和金融动荡，利用世界性危机收割“羊毛”、坐收渔利，满足自身经济复苏需要。

　　在美国眼中，对外政策是充实政客、党派及背后金主腰包的投资组合。由于受到利益集团的操纵摆布，美国外交因此在战略目标、战略手段上时常左右互搏、自相矛盾。

　　这种实用主义模式体现在对华政策上，就表现为美国既想保持对华强硬基调，又在有求于人时寻求同中国合作，既要对华打贸易战、打造排华联盟、对华“脱钩”，又难舍中国的巨大市场，要求中国更加开放、向其让利。一边坏事做绝，一边好处占尽。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一夜之间成为世界暴发户，甚至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主。得意忘形之下，美国历史文化基因中善的一面逐渐隐没，霸权主义的特征却显露无疑。罗马文化中的以法律己的基因变成隐性基因，霸凌他人的基因倒成了显性基因；基督教文化中的自身虔信基因变成了隐性基因，铲除异端的基因倒成了显性基因；实用主义文化中的务实基因变成了隐性基因，自私自利倒成了显性基因。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国家一旦登上霸权王座，或全面腐化，或扩张无度，外部环境四面楚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直至失去平衡、满盘皆输。霸权主义注定如流星般消失在人类社会的万古长夜中，化为汤汤大势中一出出“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荒诞戏码。

　　奉劝美国一句，切莫“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美国鼓噪的伪民主、伪人权的虚假叙事骗得了无涯过客，但挡不住陈王奋起挥黄钺。美国丧歌犹未尽，东方已泛鱼肚白。(朝阳少侠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