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我是西城区控烟志愿者，昨天下午1点，‘无烟北京’接到市民对贵店的投诉，今天我们来看一下。”10月8日，西城区控烟志愿服务队队长胡世卿掀开门帘，掏出了自己的志愿者证件。

　　投诉只点明了餐饮店名字，没有具体桌号，但对胡世卿来说，处理这一切已经驾轻就熟。他径直走进用餐区，查看是否有人吸烟、餐桌上是否有烟具、控烟标识是否合格，再仔细观察店内的花盆、垃圾桶、各个角落，看看是否有烟头存在的蛛丝马迹。“工作做细了，控烟才有效果。”

　　无论是志愿者还是餐饮店服务员，乃至一名普通市民，在北京，“控烟”已然是一个人人熟稔的概念。2015年6月，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室内全面禁烟，且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场所、对社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体育场、儿童医院等场所的室外区域，均为禁止吸烟区域。

　　条例颁布后，从街头闹市到僻静的居民楼，变化翻天覆地。为了一根烟头，社会各界付出巨大的努力，最终让“控烟”，成为整个城市的一种良性“习惯引力”。

　　2022年9月8日，《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工作发展报告》白皮书正式发布，测评显示，2021年北京市民公共行为文明指数保持了“十六连升”的良好势头，并首次迈上90分高位。其中在控烟方面，北京市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

　　“最严控烟令”

　　在时任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爱卫会”)副主任张建枢眼中，2015年“最严控烟令”的出台，似乎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此前的七年间，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浪潮”就已日渐形成。

　　控烟的“社会共治”，从那时起，就像洇入土壤的水滴，不断扩增着润泽范围。其间，每年北京市“两会”之前，北京市卫生局(2014年与市计生委合并成为市卫计委，2018年市卫计委与其他部门整合组建市卫健委)、市疾控中心、社会组织的专家以及全国政协委员，都会聚在一起，探讨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的控烟经验，讨论今年如何写提案，“每一年我们都写。”

　　直到今天，“社会共治”仍是北京控烟最为重要的特色。而这座城市的控烟目标，比预期更快地实现了。

　　据张建枢介绍，从2012年年底开始，北京市卫生局就着手起草一部与国际接轨的控烟法案，并很快获得市委市政府批准，经由市委常委办公会立项。随后，经过两年多的调研，他们一步一步使这部“百分之百”禁止室内吸烟的法案成型。

　　不过，从立项到启动，仍不免“一波三折”。

　　第一个来“倒苦水”的是机场。“一开始机场坚决反对，说一定要给我们机场‘留出空间’，因为机场候机的旅客如果情绪波动，不让他们吸烟的话，会造成安全隐患。”张建枢回忆道，“当时我们就去机场现场调研，发现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比如第二候机楼，二楼有一个阳台，完全有条件建立室外吸烟区。”

　　旅馆从业者也提出质疑，“他们觉得，客房在入住期间，就是客人的私人空间，我们不应该限制。还说‘国际上也是分吸烟楼层和不吸烟楼层’，你们这样‘一刀切’不行，等于把我们的生意给断了。”

　　但市爱卫会在经过了解后，发现国际上的“吸烟楼层”概念较为陈旧，“如果是新立法的城市，都是不允许的。研究也证明，分吸烟楼层没用，因为都是中央空调，各个房间的空气都是互相流通的。而且工作人员也要进来打扫卫生，也要吸二手烟。”

　　在《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拟定、进入公示期后，阻碍依旧没有停止。有一条被“拍砖最多”的规定，是要求公共办公区禁止吸烟。当时网络上曾掀起一阵质疑，为什么私人办公区不禁止吸烟呢？

　　网友们认为，通常而言，只有职务级别较高的职工拥有私人办公区，“言外之意，就是给这一部分人留了一个口子，就不是一视同仁了。而且领导的办公室别人不进吗？”到了最后定稿的时候，公共办公区和私人办公区的界定不再存在。“只要是室内，除了个人家中，都是禁烟区。”

　　2014年底，《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通过，并于2015年6月1日开始实施。从此，北京市的“最严控烟令”有了法律基础。

　　“控烟一张图”

　　红灯、黄灯和蓝灯交错闪烁在北京市“控烟一张图”上，它们表明着该地点被投诉的严重程度，蓝灯表示1-2次投诉，黄灯表示3-4次投诉，红灯则表示该场所已被投诉5次以上。自2016年9月上线，这些灯已经闪烁了六年，每一盏的背后，都有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最严控烟令”出台后，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支持下，北京市控烟协会与科技公司合作开发了这一数字化平台。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无烟北京”，拍照上传投诉自己所看到的不规范吸烟行为和位置。这张图同时接入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卫健委，在“社会共治”的大背景下，政府和民间，形成了控烟的有力闭环。

　　退休后的张建枢，担任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他告诉新京报记者，“控烟一张图”从2016年上线起，每年投诉量都呈现上升态势，直到新冠疫情发生后才开始常态化。截至目前，该平台共计收到市民投诉8万多条。“在我们看来，投诉量的上升，并不见得是控烟形势变得严峻了，反而证明控烟理念和法律意识正在深入人心。”

　　刘秀荣也有着相似的感受。在她看来，北京控烟工作之所以成效显著，正是得益于这个城市普遍存在着一种“市民意识”——他们真正地认为控烟与自身密切相关并付诸行动，会拿起电话，对违法吸烟行为进行投诉。“我们在出台法规之前，就对民众进行过调查，‘你对公共场所禁烟进行立法支持吗？’当时，支持者的比例就高达96%了。”

　　不仅如此，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持续地默默付出努力。目前，北京市有14332名注册控烟志愿者，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带着“文明控烟”这一共同的愿景，凝成一股机动的“活水”，深入城市的每条支流、每个末梢，成为执法部门的重要辅助。

　　各区全新的控烟工作模式探索，结合了政府与志愿者的优势所在，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作为丰台区控烟志愿服务队队长，孙亚川明显感觉到，近年来，区政府与志愿者的合作变得更加紧密，并且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模式。

　　据他介绍，在“控烟一张图”的灯光亮起后，北京市控烟协会将这一信息分配到各区，再由各区队长分配到各个点位，志愿者会赶到被投诉的区域，对违法吸烟的个人和场所管理者进行劝阻。

　　在丰台区，面对多次劝阻无效、不进行整改的场所，志愿者们可以开具《执法建议书》，由他们第一时间研判、分析，并向属地下发督办单，这时，一线的执法人员与相关的工作人员联合执法，对违法单位进行处罚，并要求整改。

　　“丰台区小屯双林东路x号，一层与二层都设有室内吸烟室(已要求立即停止使用)。”孙亚川翻出一张2022年3月1日开具的《执法建议书》举例道，当时，丰台区爱卫(创卫)办的执法人员马上针对这一情况，给他发来《卢沟桥街道控烟督查通知单反馈报告》——当地街道立即依法对现场情况进行核实整改，举一反三，对街道辖区内可能出现的类似问题进行摸排。

　　大兴区的“创卫台账”也迈出了关键一步。与《执法建议书》相似，对于多次被投诉仍不整改的场所，志愿者们将其记入“创卫台账”，相关执法人员再依据该台账，进行针对性执法。

　　政府的态度和参与，也为志愿者们提供了最关键的保障。每当有“硬骨头”啃不下去、工作无法向前推动时，各区志愿服务队队长可以直接通过微信联系区相关负责人，往往很快他们就会得到“收到”的回复。

　　孙亚川举例道，家属楼的楼道一直是一个控烟“盲区”，但这个地方又是吸烟“重灾区”，由于很难管理，孙亚川找到了区爱卫(创卫)办的领导，由他们协调当地街道进行处理。

　　“最后一公里”

　　作为控烟“最后一公里”的守护者，志愿者们穿着蓝马甲，穿梭在街道与高楼之间。

　　胡世卿今年60岁了，是西城区控烟志愿服务队的队长。通常，他所在的控烟志愿者团队每月要处理上百起投诉。在他看来，前几年，在劝阻吸烟或处理控烟投诉过程中，志愿者们咽下了许多委屈——耐心的劝解常常换来一通指责：“你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抽烟碍着你什么事了吗？”

　　但慢慢地，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少，不仅吸烟的市民变得更自觉，场所管理者的控烟意识也在增强。有的饭店甚至建立了《劝阻吸烟记录表》，将控烟融入自己的管理制度。“2022年10月7日，有人在店内吸烟，劝阻后，顾客前往室外吸烟。”在跟随胡世卿体验控烟志愿者日常工作时，记者在西城区一家徽菜馆的《劝阻吸烟记录表》中，看到了新添的一笔。

　　在各个控烟宣传点上，志愿者们也见证了北京控烟7年以来的变化。

　　“如果您在公共场所劝阻吸烟无效，可打开微信，点击进入城市服务，里面有个‘控烟投诉’。我们收到投诉后，就会安排附近的控烟志愿者来处理。”在大兴区某商场内，志愿者周丽梅正向公众介绍控烟投诉渠道。

　　2015年8月大兴区控烟志愿者队刚成立时，只有8名队员，但慢慢地，志愿者们开始“拖家带口”，老人和孩子也出现在控烟宣传的队伍中。如今，这支队伍已经壮大到906人。

　　控烟宣传是志愿者主要的任务之一，通常，他们选择将控烟宣传点设在客流量较多的商场附近。除特殊情况外，每逢周六或节假日，志愿者们都会准时出现在各大商场附近，一遍遍地向公众讲解吸烟的危害、投诉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方法，有时候遇上饭点，蹲在路边啃面包也是常有的事。

　　一些商场老板被志愿者们打动，邀请他们进入商场进行宣传，甚至还专门准备了一间仓库，用于存放志愿者的宣传物资。在志愿者们的宣传间隙，为他们送来热水润喉。七年间，在商场吸烟的人越来越少，设在全区商场内外的控烟宣传点，也从32个逐渐减少至如今的1个。

　　尽管志愿服务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但周丽梅总说，自己就是控烟宣传的受益者，最直接的例子，是这也改变了她的家庭——“老烟民”丈夫被她拉来一同做志愿者后，抽烟的次数慢慢减少，没过多久就戒了烟。

　　如今，夫妻俩成了这支控烟队伍里最默契的搭档，遇到偏远的投诉点，两人就一同开车前往处理。“控烟这些年，遇到很多困难，也想过放弃，但现在看来，所有的付出与坚持都是值得的。”周丽梅说道。

　　事实上，在“最严控烟令”实施之前，许多人都担心难以落地，但2015年以来，北京控烟的效果远超他们的预料。

　　当时反对声音最大的餐饮业从业者们发现，实施控烟令后，自家的生意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消费下滑”。2016年，时任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副会长的齐丰军，就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京市施行‘史上最严控烟令’之后，由于不能吸烟，用餐时间缩短，翻台率得以提高，食客的满意度也提高了。”

　　市民的感受或许更为直观。马剑在北京生活近50年，目睹了北京控烟前后的巨大转变。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控烟条例出台之前的一次摩擦。

　　当时，他去一家大型商超吃饭，在挂着“请勿吸烟”的警示牌旁，他看到几名超市员工聚在一起，正在吸烟。马剑一时没忍住，上前指着墙上的警示牌提醒，然而对方非但不感到羞愧，反倒理直气壮，觉得自己没错。双方越吵越激动，“那是冲突最激烈的一次，差点跟他们打起来。”

　　“现在这种事绝对不可能发生。”马剑说，如今即使有个别市民一时忍不住在室内吸烟，服务人员劝阻后，他们也能配合地把烟熄灭。“大部分人都意识到，如果要抽烟的话，必须到室外去。”

　　北京市第四次成人烟草调查数据显示，全市15岁及以上成人吸烟率为19.9%，提前完成健康北京行动提出的到2022年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低于20%的目标，控烟工作实现“两降两升”，成人吸烟率和二手烟暴露率有所下降。

　　“我觉得现在控烟意识已经深入百姓心里了。”张建枢说，“这是大势所趋，社会要进步，历史的车轮要向前走。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新京报记者 徐杨 熊丽欣

　　(新京报2022年10月12日第C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