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西安10月18日电 题：陕历博“镇馆之宝”背后有何文化交流“密码”？
——专访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管理部主任贺达炘
中新社记者 边峰 阿琳娜
1970年10月，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因施工偶然面世。出土的两瓮一罐共收纳金银器、玉器、贵重药材、中外钱币等1000多件文物，种类繁复、工艺精美，所展现出的盛唐风范和异域风情令人惊叹。
被称为陕西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的镶金兽首玛瑙杯、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银壶等，都出土于何家村窖藏。近日，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管理部主任贺达炘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解读这些珍贵文物中所隐藏的文化交流“密码”。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镶金兽首玛瑙杯，不同于中国传统酒具，它的奇特造型包含了哪些外来文化因素？
贺达炘：镶金兽首玛瑙杯是一件特殊文物，它是一整块玛瑙碾琢成的兽首角形杯，前端是一个圆雕动物形象，长长的兽角为转扭状，弯曲着伸向后，贴近杯口形成环形把手。圆锥形杯体弯曲光滑，底部没有支撑面和底足，具有强烈的动感，这不符合我们传统器皿摆放的特点。兽嘴镶有金饰，实际上是个带有内插杆的塞子，插入杯体内腔顶端的圆孔。如果打开，杯中液体就可以从下端流出，这更是以往器皿从未有过的特殊造型。圆雕动物形象，玛瑙色泽和黄金质感的反差，使整个造型动静结合，极富艺术感染力。这是以往中国传统中很少见到的文化元素。所以自出土以来，其文化渊源就是中外考古学家讨论的热点，包括希腊说、欧亚草原说、美索不达米亚说等，但其造型与西方“来通”相似，却是学者的共识。
镶金兽首玛瑙杯。受访者供图 “来通”起源于西方，希腊克里特岛在公元前1500年已出现此种器物，它的功能如同漏斗，用来注神酒。当时人们相信“来通”角杯是圣物，用它注酒能防止中毒，如果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则表示向酒神致敬。
公元前4世纪在南意大利制造的“牛头形来通”。张云 摄 至于其产地，说法也不同，包括波斯或犍陀罗说，唐朝说(隋朝或唐初的工匠对粟特模型的仿制品，或是生活在长安的粟特工匠所造)等。此外，其材质是缠丝玛瑙(或称条纹玛瑙)中的棕缟玛瑙，由两边深酱红地向中间橙黄过渡，中夹灰白、乳白色缟带条纹，中国本土非常少见，应该是西方输入的原料。
兽首玛瑙杯这种器物，作为一种文化代表和符号，从希腊半岛到中国的广大范围内长时段和多空间迁移、流变与转化，具有“世界性”的文化特质。
中新社记者：何家村窖藏制作工艺代表了唐代最高水平，它们如何体现出当时的文化交流、融合与创新？
贺达炘：隋唐时不但有西方输入的器物和技术，而且有外来的工匠。据学者统计，隋代的六部尚书中，工部尚书的非汉人比例最高，达到45.5%。如隋代工艺大师何稠，其祖父原是西域的“细胡”，隋炀帝时，何稠能仿制波斯进献的金线锦袍，还能用绿瓷仿造西方的玻璃。入唐后任将作少匠，依然掌“百工技巧之政”。
与镶金兽首玛瑙杯同时出土的文物里，具有外来文化因素的还有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凸圈纹玻璃碗等。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制作工艺与中原文化有很大不同，具有模仿中亚粟特器物的特点，八棱形杯体、环形把手、联珠纹等都是中亚粟特银器的特点。杯身分布于各面的是八位乐工，均为高浮雕。浮雕人物背景装饰用的是忍冬卷草纹、山石、飞鸟、蝴蝶等图案，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可能是粟特工匠在中国制作的。
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受访者供图 再如凸圈纹玻璃碗，中国古代玻璃制造业并不发达，唐代以前出土的玻璃器皿类多是外国输入品。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凸圈纹玻璃碗造型特征、纹样装饰、工艺技术等均表明此物为外国输入。碗的透明度较高，稍泛黄绿色，腹部有八组、每组三个圆环纹，圆环纹采用的是粘贴玻璃条技术，粘贴技术是将熔融的玻璃条挑出，趁热贴压在杯身上。粘贴玻璃条为装饰早在罗马玻璃中就已经出现，萨珊玻璃工匠继承发展了这一技术。
凸圈纹玻璃碗。受访者供图 我们的馆藏文物中有一件三彩骆驼载乐俑。驼背上置长方形驮架，铺菱格纹蓝色流苏的毛毯，上有七名乐工一名歌者，乐工盘腿而坐，分别持箜篌、琵琶、横笛等乐器。歌者为女性，站立在乐队中间，双臂自然前伸似在高歌。透过它我们可以推测盛唐时期丝绸之路上不但有商人、使节和僧侣，还有乐人、诗人和画家，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出现了空前盛况。
三彩骆驼载乐俑。受访者供图 我们馆藏的不少唐代文物都体现出外来文化因素，有些可能是域外传入的，有些可能是中国工匠吸收外来技艺制作的；有些可能是外国工匠在长安改良制作的，但都融合在唐代宏大丰富的文化体系里，艺术风格和文化气息毫不疏离，显得非常协调、吻合。
中新社记者：学者推测何家村窖藏为宫廷之物，也是唐文化的历史印记，为什么它们会呈现出如此浓重的多种文化因素？
贺达炘：中国在公元7世纪取得空前统一，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唐王朝的影响力深入当时周边各个地区，丝路贸易也得到强有力的保障，丝路沿线设置驿站、烽燧，丝路通使和贸易得到了唐王朝国家力量的保护。
丝绸之路上人流络绎不绝，有西域各国的商人，有波斯贵族，阿拉伯使节，印度的僧侣、音乐家。此外，还有来自东方日本、新罗的留学生和学问僧，以及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过来的波斯、阿拉伯商人，东南亚的艺术家，非洲或东南亚的水手或仆人。他们带来了所在国的服饰、食品、音乐、舞蹈、工艺技能及生活方式等，成为长安城里亮丽的风景线。
有学者认为，唐朝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一是它的折中主义，即把此前四百年混乱的历史中的各种文化统一起来；二是它的世界主义，即对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兼容并蓄。通过商业贩运和王朝的赋税贡献，长安聚积了天下众多的财富和珍宝；通过学校的知识传授、传教士和取经僧的共同努力，长安也成为世界文化、精神思想最为丰富的所在。
西安大唐芙蓉园上演晚会，讲述丝路故事。张远 摄 中新社记者：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对于今天有何意义？
贺达炘：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历史发展、文明进步具有巨大推动作用。通过对何家村文物文化内涵的解读，我们知道其中很多文化元素并不发源于中国本土，却在唐代在中国呈现出强大、美丽、丰富完整的文化面貌，成为那个时代世界文化的代表。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唐代文化成功具有世界意义，当时大唐的国力和开放程度令世界仰慕，世界各国的人带着向往、带着需求、带着不同的文化和技能，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国也向世界展示着先进的社会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水准。
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基因，在传播交流的过程中新的文化会不断萌发，转而生根发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结出新的文明硕果。从唐代文化的世界意义和文明交流的成果来讨论文化自信，很有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1993年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长期在藏品管理部从事文物管理和研究工作，现任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管理部主任，陕西省考古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古代青铜器和金银器方面的研究，参与国家重大出版工程资助项目《周原出土青铜器》《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陕西金文集成》的编写工作。主持编写的《千秋金鉴——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铜镜集成》，获第12届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评选“优秀图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