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而语两千年 审美是最好的证明
本文摘要:文武天皇英年早逝,其母元明天皇即位后,不仅把首都迁到了更广阔的平城京(奈良),新都也继续学习唐风。日本的天皇制度奠定于飞鸟-奈良时期,而代表其“万世一系”、世代相传核心信仰的“三神器”,其实也来自传统儒家:剑代表勇、镜代表智、玉代表仁。

  ◎黄哲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展览“跨越两国的审美:日本与中国汉唐时期文化交流”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

  2020年年初武汉疫情暴发,日本以物力支援中国,还送上一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句话诗意而精辟地概括了两千年来的中日关系——两国文化的基因密码高度同质,但从艺术到文字,从制度到宗教,诸多看上去相似的现象背后,塑造“何以中国”和“何以日本”的内驱力却可能风马牛不相及;尽管两国政治、经济等领域的交流几多波折,文化传统上的羁绊却根本无从回避,更无法抹杀。本次展览中百余件两国早期文化交流实物,正是最好的证明。

  古坟时代 “大和”由来

  《名侦探柯南》的京都特辑一开头,步出京都站的园子振臂高呼:京都真是每个日本人的精神故乡啊!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京都作为日本的首都长达11个世纪,自然有资格称为他们最久的故乡。但若问日本人最古老的故乡,骄傲的古都人也只能指指隔壁——奈良。

  在展览开端的奈良县史迹地图上,旧石器、绳文到弥生时代等原始社会的史迹相当寥落。直到公元1、2世纪,日本列岛的文明中心还位于和大陆距离最近、交往最便利的九州岛北部。那一地区出土的“汉委(倭)奴国王”金印和大量汉代铜镜就是明证。而展览的第一部分“倭人百态”中,以土偶为代表、出土自奈良县的文明早期展品,无论是造型工艺,还是体现出的对世界的认知,并不高于同期日本其他地方的水平,甚至和笔者曾在九州国立博物馆见到的同时代文物相比还稍显滞后。

  当日本历史进入到古坟时代,统一民族国家开始形成。所谓古坟时代,因当时统治者广建古坟而得名。在日本大部分国土上都有广泛分布的古坟,在今奈良县境内的数量和密度遥遥领先。“墓葬代表生产力的最高水平”,也就是说,当生产方式从采集渔猎进入农耕,彼时自然、气候条件在列岛中最为优越的奈良盆地,也就成了孕育更高级文明的天选摇篮。

  展览中一只相同地域出土的古坟时代男性坐俑虽然工艺并不复杂,但寥寥几下,“美豆良”发型、左衽格纹上衣、膝绳腿衣,甚至连同座椅的智弧纹都栩栩如生。更难能可贵的是,简单的工艺却让表现对象气派十足——这应当是位坟主,也就是首领级别的统治者。

  展览中还展示了一座巨大的古坟模型,其前方后圆的钥匙孔平面造型,为大量圆柱形陶器环绕;不远处的展柜里便有这样一件出土的单体,被称为“特殊器台”。虽然它和前面的陶俑一为器形、一为人形,一个相对简陋、一个相当精美,但二者本质没有区别:除了都是烧陶之躯,更因为其实都是“人”——这种竖立在古坟的陶器被称为埴轮;只是圆柱体以抽象的形态拟人,代替了昔日的活人殉葬。

  奈良县史迹地图上分布着的那些四字地名,诸如大和高市、大和小泉等,和北京的西城三里河、崇文三里河同理,加上前缀是为了消歧。奈良县在明治维新之前一直是大和国的所在;奈良盆地又称大和盆地;而古坟时代还有另一个学名:大和时代。

  正如“中国”最早指分封制下、周天子居住和直辖的心脏地带,也正是从黄河流域的此处开始,华夏民族展开了“何以中国”的壮丽史诗。从大和故地走出的大和国,从公元3世纪中期开始直到6世纪,奠定了除北海道和琉球之外的今日本主体版图,并作为一个国家对外进行交往。与这一过程同步的,还有大和民族的形成。至今大和民族仍是日本的绝对主体民族,大和也一直是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别称,这无疑值得今天的奈良人骄傲。

  风起飞鸟 宅兹奈良

  为展览贡献了大量展品的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其所在的橿原市和史迹“藤原京”完美叠合——那是飞鸟时代的最后一座都城,也是这个岛国第一座不再年年迁徙的定都。

  虽然那里也只做了16年首都(694-710),但这个国家从自己人口中的“大和”和别人嘴里的“倭”(二者在日语中读音及罗马字写法均为Yamato),真正成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律令制国家“日本”(Nihon或Nippon),是701年从藤原京正中的藤原宫里颁布的《大宝律令》开始的。次年,武则天为“日本国”的第一位遣唐使粟田真人设宴赐官,记载这件事的文章则是《旧唐书·日本传》——这个基于中国所在的大陆方位所取的国名,连同独立的国家地位,终于获得世界的正式承认。

  这座方圆整十里、按照《周礼》建起的古代东方“理想都市”,不仅让生者在中国式条坊里生活,阴宅也移风易俗,一改古坟时代动辄上万平方米的铺张;而薄葬的同时,墓葬装饰的艺术性却大大提高。

  此次展览最大的一组展品,是占了半面墙的高松塚壁画复制品:箱形石椁的东西南北四壁,分别绘有青龙、白虎、朱雀(因盗墓被毁)、玄武四神,东西二壁另有日月和人物群像,顶部则是灿烂星宿。尽管是复制品,但这组展品或许是这次展览的最大惊喜。其采用的最新的复制陶板技术取材低廉,却尽可能恢复到壁画的原状;不仅经久不坏,更可以触摸,堪称文化遗产保存与活化之大幸。

  除了新的活化技术之外,艺术本身的最大惊喜要算男女人物群像。我惊异地看到其人物位置关系,居然是按西方从文艺复兴时才开始广泛使用的透视法来表现;而同样的透视法,也被用在706年中国唐代的懿德太子墓中。不仅如此,女子们手中的团扇和如意,则和同一年的永泰公主墓中的描绘别无二致。再看人物装束,和后来奈良时代的人像上常见的、和唐朝造型一致的宽袍盘发不同,此处的贵族男女一律是长袍结发。

  文物无言,但会说话。正如当年梁思成凭“出檐深远”的外观,便“大胆假设”佛光寺东大殿是唐构建筑,然后经林徽因的远视眼在房梁上发现了“女弟子宁公遇”字样,最终得到“小心求证”。高松冢壁画让后人得以欣赏时代风尚的同时,也神鬼不觉地留下了断代时间线索:天武天皇逝世(686年)前,颁布了包括准备迁都和移风易俗在内的一系列法令,具体到穿着打扮,既要学习唐朝,又要有别于唐,于是就有了壁画上的独特造型;而这样的造型,至迟也只能存在到705年——此时,崇尚唐风的文武天皇已即位,再次准备迁都、再次移风易俗,结发令在推行不到20年后也便宣告废止。综上,这组墓葬只可能是飞鸟时代末期的产物。

  文武天皇英年早逝,其母元明天皇即位后,不仅把首都迁到了更广阔的平城京(奈良),新都也继续学习唐风。宫城位于平城京中央正北,以南是宽达70米、笔直的朱雀大街,无疑是以唐长安城为模板。至于横陈于展厅中央的鬼瓦和鸱吻,都来自那时的平城宫遗址,都是典型的唐构。飞鸟-奈良时代的二百年,基本叠合隋至盛唐,虽然国力和文明程度不能比,但几乎不间断地派出遣隋/唐使的这二百年,也堪称日本古代最开放、最具学习精神的时代。

  奈良时代以唐为师,还包括让唐三彩在异国生下的“孩子”——奈良三彩。长相恐怕只能这么说:能看出是亲生的,但并不是全随了优点。若要知这奈良三彩的“基因突变”是如何产生的,非得去东大寺正仓院,翻看《造佛所作物帐》查找对其制作技艺的记载不可。

  以镜观史 互利互鉴

  此次展览中数目最大的展品非铜镜莫属。展览起始时,那座“坟主”埴轮身旁,便有一面同样是陪葬品的铜镜,其表现的图像是一座鸟瞰“四合院”,也是古坟时代标准的首领豪宅。有趣的是这一房型,居然在展览最后一单元“中国视角的日本”中的一枚汉砖上喜提同款。

  其实,这简直再合理不过。几乎整个古坟时代,日本都没有发现铜矿。也正因此,宝贵的进口铜在那时并没用于生产工具和钱币制作,而是成了礼仪和墓葬等领域的奢侈品;但也正因此,日本有青铜文化,却没有生产力上的青铜时代,而是几乎直接进入了铁器时代,也算歪打正着。

  于是,日本铜镜经历了从一开始的纯从中国和朝鲜进口成品,到后来专门定制、“渡来”大陆工匠制造并传授技艺,直到最后独立生产,但平心而论与中国、朝鲜铜镜差距相当明显:汉字换成纹饰尚可理解,更复杂的神兽换成简单的龙虎,多少有偷工减料之嫌。

  但在普遍一味模仿的和制铜镜中,一枚铃镜算是一股清流。这一日本独创的形制,让人不禁联想起国博刚落幕的中日韩青铜器展上,铃器和铜镜一样夺目。在青铜技艺炉火纯青的古代朝鲜,剑代表世俗权力,镜和铃则代表信仰和祭祀。至今日本大小神宫的巫女祭祀,铃镜都是不可或缺的道具。在当今世界的眼光中,融会贯通、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算得上日本的一大特长,这是资源贫乏的岛国自古便有的种族天赋。

  彼时日本在全部金属领域都要仰赖大陆。古坟时代的大和称出产各种金属的朝鲜半岛为“金银之国”,为此也多次对朝鲜半岛发动战争,并为该地区向包括魏晋南北朝在内的历朝中国皇帝讨封。早期日本本土金银铜铁矿的大规模发现几乎都要等到飞鸟时代。无怪乎飞鸟时代的尾声,武藏国发现并向天皇进献了铜,竟被视为祥瑞——见本土也产了铜矿、有了自己的“和铜”,大喜过望的元明天皇将自己的年号改为和同(铜)元年,并开始铸造货币。

  正是拜那次“和铜”发现所赐,才有了现在能看到的、以“和同开珎”领衔的皇朝十二钱。只是随时间推移,十二钱的成色和分量肉眼可见一蟹不如一蟹。终于到平安时代后期的958年,日本国内再度采用中国输入的成色好、分量足、保值坚挺的“渡来钱”,这次一用直到德川时代。

  日本的天皇制度奠定于飞鸟-奈良时期,而代表其“万世一系”、世代相传核心信仰的“三神器”,其实也来自传统儒家:剑代表勇、镜代表智、玉代表仁。比起每逢新皇即位总要请出的其余两件神器,八咫镜却最为神秘——象征天皇祖先天照大神的它始终被供奉在伊势神宫,极少有人可以一睹庄严。也因此,即便有平安时代伊势神宫祭主亲撰的《神宝图形神秘书》描画,许多学者也认为“八咫”形状也只是想象出来的镜形。

  而展览后部,一件来自清华艺博自己的收藏,却为日本“神器”的存在从形制上提供了背书:这是一面唐代铜镜,比起千年来中国产铜镜常见的瑞花瑞兽纹铜镜,不常见的十六曲边八葵形状,却完美符合日本伊势神道的几部经典中对“八咫”的阐释。

  无独有偶,另一面同为清华自藏的唐代铜镜,也可参与到前文提到的高松塚断代解谜中——这面瑞兽葡萄纹镜从尺寸到纹饰,和从高松塚,以及位于今西安郊外的独孤思贞墓(698年)中分别出土的一面,堪称三胞胎。而来自西方信仰、代表天国的葡萄纹,正是在唐高宗后期至武周年间,即7、8世纪之交大规模出现在东方的。更相映成趣的是,和中国的李治、武则天一样,彼时日本先后执政的天武和持统天皇,也是一对夫妻帝王。

  本次展览前言提到,大学承担着教书育人、传播交流文化的重任。作为中国顶尖大学的清华,能够和奈良这个日本的文化遗产富县一起,联手参与到中日关系的交流构建中,实乃应有之义。

  北京青年报

【编辑:卞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