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郑永年:中国式现代化能给全球化带来什么?
本文摘要: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是以中国的方式来应对世界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于全球变局中,能为世界现代化模式提供何种多元性?能为后发国家现代化提供何种可能性?“东西问”专栏特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有何超越地理范围的意义”进行解读。

  中新社北京11月13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能给全球化带来什么?

  ——专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中新社记者 李晓喻

  随着乌克兰危机不断升级,经济全球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贸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都在警示全球经济分裂态势,认为这会对各国增长前景造成重大影响。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球化将有何走向与前景,中国式现代化能给全球化带来什么?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怎么看经济全球化当前所处的阶段和状态?

  郑永年:现在的经济全球化和1980年至2008年那段时间的经济全球化确实有很大差异。当时的经济全球化属于“超级全球化”,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而且这个自由程度相当高,因此创造了海量的社会财富。但是现在,由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要素流通的范围和层次都在不断下降,出现了所谓的“逆全球化”。但逆全球化不等于没有全球化,只是意味着全球化变得比较有限,是“有限的全球化”。

  对这种调整,我认为不必过于悲观。第一,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全球化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而是有起伏有周期的。1875年至1914年,经济全球化程度非常高;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化受到沉重打击;二战结束后又开始迅猛发展,从欧美扩散到日本,再到“亚洲四小龙”,等等。但是受冷战影响,那个时期的全球化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只是半个地球的“全球化”。直到冷战结束后,才出现了真正覆盖全球、大多数国家都深度参与的“全球化”。所以拉长视角来看,“有限的全球化”不代表全球化的终结。

  第二,目前全球化确实遇到很多问题,最主要的就是两个不平等,即一国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财富分配不公,以及不同国家之间贫富差距拉大,全球化创造的巨额财富被少数国家、少数人所掌握。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按以前那个模式很难再走下去了,出现调整是很正常的,也是有必要的。现在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美,急需进行调整,保证基本的社会公平。

美国纽约一家商店内的顾客排队结账。廖攀 摄

  中新社记者:现在有很多机构认为,随着乌克兰危机持续,世界可能分裂成几个不同的经济集团。您对此怎么看?

  郑永年: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从地缘政治来说,目前西方一些反华势力确实在刻意塑造“一个世界两个中心”的世界格局,即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权力中心,和一个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中心的权力中心。随着地缘政治两极化,世界经济格局自然也会两极化,演变成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和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当然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但趋势确实是存在的。

  但我对这个问题是比较乐观的。第一,美国想复制冷战时期那种“一个世界两个中心”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美国本意是想利用乌克兰危机实现欧洲国家内部的团结,以及欧洲和美国的团结,现在看来都失败了。由于能源危机,欧洲现在分裂的趋势远远大于团结。再者,乌克兰危机大部分的经济后果都由欧洲国家承担,美国坐收渔利,所以欧洲和美国的团结也没有实现。

  另外,美国这种两极化策略,在印太地区也不成功。作为注重独立自主决策的国家,印度一直没有完全倒向美国,它在如何处理与俄罗斯、与中国关系上有自己的主张,绝不会成为美国的附庸。至于东盟国家,同样也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不赞成“一个世界两个中心”。而没有东盟国家的配合和支持,美国要在亚洲将世界两极化,是实现不了的。

  第二,中国不是苏联。过去40多年来,中国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经济本身就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与世界经济互相挂钩、互相嵌入、互相依赖,而非当年苏联那样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体系。而且,中国也不会像苏联搞两极争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要搞“一个世界两个市场”,是很难的。

  总的来说,西方在地缘政治上搞“一个世界两个中心”,经济上搞“一个世界两个市场”,很吃力,也注定会失败。

上海外滩风光。王冈 摄

  中新社记者:您刚才提到现在是处于“有限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有哪些新特征?或者说您认为全球化应该进行哪些调整以便更好推进?

  郑永年:第一,“弱政府”要向“强政府”转变。欧美在全球化浪潮中之所以遇到很多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太弱了,没有能力调节好收入分配,更好实现社会公平。因此应该强化政府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和作用,不能让全球化被少数跨国公司垄断。政府在处理收入分配、维护国家经济主权方面的能力越强,全球化就越可持续。

  第二,我想强调,不能只从西方的视角来看待全球化,而要从全球的视角去看,要看到全球化出现了新的推动力。比如中国近年来推进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旨在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展能力的。按这个路径走下去的话,发展中国家会成为全球化新的主角,全球化将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陈晓根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您认为对中国来说,当前应该怎么做,让全球化得到更好推进?

  郑永年:我认为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应当更加注重包容性,致力于共同发展。如果你自己发展得很好,但其他国家发展不起来,这个世界将是不稳定的。只有让多数国家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中国才能发展得更好,全球化才能有更好的前景。

  中国需要进一步切实扩大开放。只要中国保持开放,让全球资本持续流入,就会使那些要塑造“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与中国“脱钩”的企图无法实现。

海口港的航拍画面。骆云飞 摄

  中新社记者:中共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您认为这对解决全球化遇到的问题有何意义?

  郑永年:我认为,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做到物质、人与制度这三大层面的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只有推进全方位的、均衡的,而不是单向度的现代化,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是以中国的方式来应对世界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例如,美国正是因为没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所以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催生出了民粹主义。全球化也正是因为一个国家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日益严重,才急需调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中国方案是有全球性意义的,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如果中国的道路能够解决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

  专家简介: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Springer-Nature) ARPE学术期刊(The Asi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中国政策丛书》(China Policy Series)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World Scientific)《当代中国研究丛书》(Ser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共同主编。

  获中国北京大学法学学士(1985)、法学硕士(1988)、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1992)、博士(1995)。历任中国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所长。曾任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研究员。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和主编著作近百部,其中英文专著10余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编辑:黄钰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