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2月10日电 题：王安忆：“东方平民生存方式与价值观”的表达者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李静
2022年8月末，王安忆的新书《五湖四海》出版。王安忆一直在写作，从上世纪80年代初涉文坛至今，作品出版已过百部。“知青文学”“寻根文学”“海派文学”“女性文学”很多定语曾放在她作品的前面，但似乎又都不是她。她的小说题材纷繁，但都带有鲜明的王安忆风格，被称为关于“东方平民生存方式与价值观”的表达。
“五湖四海”
近年的王安忆有点像纪录片导演，在时代中寻找让她有兴趣描绘的人与事。于是，每个作品都有新场景，把镜头对准新的人，正如新作《五湖四海》。其创作契机，还是2014年她到高雄的台湾中山大学参加余光中主持的“大师班计划”。那里依山临海，校门外就是渡口，居民以海鲜为食，生计也总是和水有关，轮渡、天后庙、鱼市、渔具、食档……
王安忆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拆船”这一行业进入王安忆的视野。据说，“二战”结束后，驻军撤离，将舰艇船只炸沉，于是，遍地开出大小拆船厂。
为何被“拆船”打动？“究其原因实是模糊的。”王安忆回想，“大约要关联到渡口的气象，有一种古意。”当然，对于小说，单凭情绪是远不够的，它需要更多具象的支持。
王安忆说过，她并不特别热衷于“下生活”，而是更多地待在书斋中。于是，她的弥补方式是“多看，多想，搜索资料”。为《五湖四海》做准备，最大的困难就是对拆船业的隔膜。王安忆去过造船厂，参观过远洋航运的系统运作，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视察海事法院，但这些场域太宏大了。
而她偏铁了心要写拆船，理由几乎是“幼稚”的——码头、渡口、船、船上的人，甚至临水的地名——沫河口、晓溪、响水、瓜洲、临淮关……这些事物奇怪地吸引着她。
拆船在水上生计中其实不入流，这也体现在材料的稀缺上——遍搜中得到一份只有八页的油印册子，题目是“拆船安全生产事故案例”，记录1988到1989年间的几宗事故，是行业内部自编和派发的宣传资料，但已是购书网站唯有和拆船有关的书面记录，定价12元，仅剩一本。
纵观整本《五湖四海》，的确略有仓促感，一些情节来不及展开便匆匆掠过，以致于人物的生活似乎总没有真的落地。王安忆说“主要在我没有做得更好”。
有评论者遗憾于她与真正粗粝的生活缺乏接触。王安忆承认，她很羡慕莫言、阎连科，他们有很丰富的生活，写作时只要挖掘生活中的一角就可以；和他们比，自己“生活的来源比较单一，所以，材料紧缺就是个阻碍”。
《五湖四海》 探索与突破
王安忆母亲茹志鹃是知名作家，父亲王啸平是知名剧作家和导演。王安忆在上海读小学时，就常参加区、市儿歌写作赛诗会。
十六岁那年，王安忆离开上海，去安徽淮北农村插队落户。她后来回忆，“农村的生活真是很黯淡”，“我始终不能适应农村，不能和农村水乳交融，心境总是很抑郁”。
茹志鹃建议王安忆：你觉得孤独寂寞了，就将看到的事记下来，写信告诉我。于是，干完一天活趴在煤油灯下给妈妈写信，成为王安忆最享受的时光。
茹志鹃回忆：“她写的平常的生活情景，生动亲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使人看了就难忘。她写的有些事，我直到现在也还记得。”王安忆后来最重要的写作特点——对生活细节的写实，稠密细腻如工笔一般的漂亮手法，在给妈妈写信时就已现雏形。
两年插队生活里，王安忆在书信中锤炼文笔之际，却并没能深入那段最下沉的生活，而是“只顾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都没有心思去理会其他”。多年后，她曾反思：“这是一个大损失，我忽略了生活，仅只这一点可怜的社会经验，也被屏蔽了，这时候，便发现写作材料严重匮乏。”
1972年王安忆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几年后回到上海，在《儿童时代》杂志担任编辑，正式开启写作生涯。1983年是王安忆创作的一个重要节点——那年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一起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此前，她的创作大都是提取自己的生活经验加以艺术化反映。
数月的美国之旅和写作技巧训练，使她的小说格局发生转变。其中，还必须要提到一个人——陈映真，这位被称为“台湾的鲁迅”的作家也参加了这次写作计划，他与王安忆的一些谈话，为她的心灵成长和文学发展都带来了强烈撞击。
回国不久，王安忆发表了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小鲍庄》。在小说里，传统古老的小鲍庄即将步入现代文明。代表小鲍庄人本性的“仁义”非常复杂，包含善良忠厚，也掺杂虚伪和保守。这是一部给王安忆带来无数声誉的作品。对民族文化沉积与其正负面因素的挖掘反思，使《小鲍庄》被归入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的代表。
王安忆也并未在这条路上走太远。她又接连发表中篇小说《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以大胆而突破性的情爱描写和对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处境和心态书写，被归类为“女性写作”。
王安忆似乎并没有满足于书写人类关系和生活表象，她试图在精神内核和艺术形式上不断变化和探索，寻求突破。例如《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这样的探索直到她最著名的那部小说出版。
王安忆的作品《本次列车终点》获一九八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罗小韵 摄 “有多大力气干多大的活吧”
王琦瑶大约是文学史上最动人的女性形象之一了，她经历人生40年波澜起伏，摇曳着从旧上海的里弄走出来，一路走过电影、话剧以及不止一版电视剧，成为王安忆笔下最广为人知的人物。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揭晓，1996年出版的《长恨歌》获奖，王安忆有了更广为人知的代表作。
《长恨歌》对旧上海的细密描绘，使王安忆一度被称为张爱玲之后的海派文学传人。王安忆能理解，但她更希望人们了解她和张爱玲的不同。在王安忆眼中，张爱玲生活在灰暗末世，但自己“生活在一个朗朗乾坤”。也许正是因此，她在市井百态、柴米油盐的烟火气息中，为笔下的人物赋予了一种更昂扬的态度。
作家王安忆在武汉聆听高校学生朗读自己的作品。孙新明 摄 “我的生活经验在我们那一代人之中是最浅最平凡的。”王安忆在2021年出版的《小说六讲》中谈到过自己写作的困境。但这并非无法解决。王安忆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即希望“能用上海的材料来制造一个不是上海的地方”。因此，她一直强调自己是严格的写实主义者。王安忆认为，写作其实是个向内索取的劳动，“主观世界也许更大程度决定了你对客观世界的拥有，否则怎么解释有生活资源的人不一定都是小说家”。
相对平凡的生活经验可能也使王安忆对更广泛的题材产生兴趣。在《长恨歌》之后，《妹头》《富萍》《桃之夭夭》都继续对上海女性的故事进行展开，《上种红菱下种藕》把目光移向江浙乡镇，《遍地枭雄》以男性为叙事突破口，《天香》去展现绣女……尽管题材多样，但这些小说，在精神内涵、写作手法、结构方式、语言形式等方面都已形成鲜明的王安忆风格。
王安忆为读者在作品《遍地枭雄》上签名。吴芒子 摄连续写作的理由源于感性，是乐趣所在，也因为渴望创造。要“写下去”的是哪些题材，某种程度与理性相关，王安忆解释：“外部生活非得与你内心生活有关，这关系很微妙，仿佛潜入一个秘密通道，不是理性可以决定，但又离不开理性，感性毕竟是有限而且肤浅的。”在王安忆看来，文学确实需要天赋，但理性的帮助同样重要。
王安忆是了解自己的，她为自己选择了合适自身的创作之路——不自负时代重任，不倾向宏大壮阔。有一个绘画的朋友曾对王安忆说，他作画的尺寸，多是在手臂屈伸的范围内，王安忆觉得这也非常符合她本人：“我觉得体量是有限度的，个人的控制能力也是有限度的，有多大力气干多大的活吧！”至于局限，她也早已接受了，何况局限“某种程度决定了你才是你，你就是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