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3.2.6总第107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三星堆又上新了。2020年启动发掘的三星堆遗址四号坑里，出现了三个从未见过的“小铜人”。“小铜人”造型奇特，膝盖跪地，双手合十举在耳侧，很像是祭祀仪式中某个瞬间的定格。他们眉头紧锁，屏气凝神，如在通灵。
保存最完整的那个铜人，手掌之间、束发之间都留着整齐的空隙，形成卡槽。考古人员很容易推断出，它们应该是同一组支脚，共同托起一个更大的青铜器。如此一来，严肃的神色又有了新的解释：刻画的或许是一种负重感。连一只巴掌大的支脚，都有完整的艺术构思。
这三座铜扭头跪坐人像是三星堆首次发现，不过倒也不稀奇，三星堆奇特的青铜器已经太多太多。三星堆作为与商朝晚期殷墟同期的遗址，青铜技术来自商王朝，水平略低，却用独特的美学震撼了三千年后的人们。
晚商时期，中国青铜时代进入鼎盛期。无论中央王朝的殷墟，还是周边地区，都沉迷于铸造铜器。远在成都平原蛮荒之地的三星堆聚落，都要将如此多的资源投入其中。以至于有学者推测，或许正是在青铜器制造上的过度消耗，导致三星堆聚落最终不堪重负而崩溃。
青铜时代，最早由丹麦国家博物馆首席馆长汤姆森· C·J提出。19世纪初，汤姆森将馆内藏品按制作材料作了分类，划分出石器、青铜器、铁器三个时代。三个时代相互衔接，概括了几千年人类发展史。
中国青铜时代，指的是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武器的重要原料的阶段。多数考古学者认同，青铜时代的开端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对应于文献中的夏代纪年晚期。中国青铜时代，涵盖于夏商周三代之中，与中国王朝的诞生几乎同步。
关于三星堆奇特的青铜器，民间始终流传着许多荒诞不经的解释，有的说是来自外星文明，有的说是来自西方，甚至认为与南美的玛雅文明是同族。考古和历史学家不得不一再纠正这些误读。三星堆是中国青铜时代一支独特的文化，但并没有那么玄乎。
三星堆新发现，为青铜时代增添了新的宝藏，但并非唯一的亮点。在西北的新疆、甘肃、青海，中原的陶寺等地，近年都新发现了距今四千多年乃至更早的铜器。这些发现，勾勒出一幅更清晰的中国青铜时代全景。
憾恨与热忱
1944年，古文字学家、新月派诗人陈梦家与夫人赵萝蕤登上从昆明飞往加尔各答的客机，转机去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夫妇二人将在芝大担任研究人员。不过，陈梦家对一位采访的记者说，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编一本流失美国的中国青铜器图录。
此后三年多，陈梦家对美国各地博物馆、美术馆和私人收藏的中国古代铜器进行了全面调查，并前往欧洲寻访，时常委托耳目灵通的文物商人寻找线索。1947年7月，陈梦家回国之前，终于完成记录了850件青铜器的《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和中国铜器综述》，将书稿与照片交给了哈佛燕京学社。
但随着中美关系恶化，书稿不知去向。好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保存了一份副本，1962年，修改后的图录部分以《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的名字出版。
多年以前，陈梦家就对海外中国青铜器念兹在兹。1935年，他在读研究生时，就协助燕京大学古文字学教授容庚编纂出版了《海外吉金图录》，整理了流失日本的中国青铜器。
民国时期，青铜与书画，是最迷人的古物。外国人的收购和中国人的收藏热，培育了狂热的文物市场，也催生了猖獗的盗墓。“政府莫能禁。异邦之民，挟其多金，来相购取。”容庚曾痛心地说：“于是古器之流出遂如水之就壑。”
在陈梦家心里，流失的青铜器牵动着爱国的悲愤，他曾说：“看到我们自己国家如此精绝的历史文物毫无保障地被异邦占取了，是我们莫大的耻辱。在考古学上遭到的损失，更是无法补偿，我们要根据这种惨痛的经验，深深认识到被人剥削的憾恨，从而激发我们的爱国热忱。”
中国人对青铜器的热忱历史悠久。汉代人已经将商周青铜器当作古物把玩，北宋年间研究已相当深入。北宋《博古图》为传世的青铜器命名，鼎、簋、爵、觚(gū)、斝(jiǎ)、瓿(bù)等古奥生僻的名字，沿用至今。
在陈梦家开始整理流失青铜器的民国年间，中国现代考古学刚刚起步，最著名考古发现中，便包括殷墟十五次发掘中出土的数百件青铜器。1939年，司母戊鼎(亦称“后母戊鼎”)在河南安阳被农民意外挖出，这只高1.33米、重达832.84公斤的青铜鼎，是现存的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至今未被超越。如今，它安稳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地下的古代中国陈列厅，被视为国之重器。
价值连城的青铜器，始终难以摆脱被劫掠和走私的命运。直到今天，青铜器非法流失仍时有发生。如西周遂公盨、春秋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等，被走私出国又成功回流，是不幸中的万幸。
就连中国青铜鼎的“始祖”，都差点儿被卖掉。
1987年春天，河南偃师第二橡胶厂几名工人为了建水泥池，在厂里挖土，意外挖出了三件铜器。这个厂区就位于二里头遗址的边缘。工人偷偷将铜器卖了出去，考古队得知，立刻报告公安局，幸而追回了其中两件，一件铜鼎、一件铜斝。
那只鼎如今看来其貌不扬，肚子圆鼓鼓，仅有的纹饰，就是表面几条斜斜的网格纹。然而它出身高贵，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后世无论是宏伟的司母戊鼎、大克鼎，还是形制奇异的大禾人面纹方鼎，或刻满铭文的毛公鼎，洋洋大观的青铜鼎家族，都是它的“后裔”。
与青铜鼎相比，二里头遗址更著名的青铜器，当属“中华第一爵”，也是当世最古老的青铜爵。这只比例优美、姿态舒展的酒器，或许从未沾过一滴酒，从铸造之日起就是象征贵族身份的礼器。
在二里头遗址末期，铜爵、铜斝、铜鼎、铜觚等成套的礼器随葬品组合，开始在墓葬中出现。青铜礼器群正式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
一些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晚期的都城。从这里起步，中国进入了绵延一千余年的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王朝之始
2000年10月，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接任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的第二年，一天晚上，考古队技工带着一位村民来找他。村民掏出一个纸包，皱皱巴巴的旧报纸，包着两块破铜片。铜片是他从地里翻出来的，想拿给考古队长看看有没有价值。
技工把两块铜片拼到一起，完整的铜片一边窄一边宽，宽边有刃，窄边内侧有个圆孔。许宏一眼看出来，这是一块铜钺！他暗自心喜，掏出三十元，作为给村民的奖励。这两块铜片之前差点儿也被村民卖了，但收废品的只愿给五六块钱，没成交。
许宏在《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中回顾了这段往事，他回忆说，看到铜片的那一刻，他心里就清楚，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出土了。
这支青铜钺有两重标志意义。从材质上来说，意味着二里头已经诞生真正的青铜器；从器型来看，钺代表着王权。青铜与王朝，在这不起眼的铜片上交汇，成为中国青铜时代最早的一个象征。
二里头这支青铜钺的刃较钝，许宏推断，应该不是实用兵器，而是礼仪用器。“钺的礼仪化是中国王朝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他说。
许宏所说的王朝，意指二里头是中华大地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的多元格局，至此开启一体化进程，中原文化统领四方，格局至今未变。
此前的国家是早期古国，疆域和辐射力仅限于局部区域。目前所知中原核心区第一个国家，一般认为是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距今四千多年前，陶寺王权结构五脏俱全，但势力范围主要集中于临汾盆地。因为身处中原文化引领地位形成的前夜，一些学者称之为“最初的中国”。
陶寺也有铜器出土，不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青铜器，基本是红铜。
2020年和2021年，陶寺遗址连续出土了两件铜器，一件是圆形的铜璧形器，内外侧各有14个镂孔，考古人员推测是戴在手臂上的装饰品，另一件是个指甲盖大小的残片。陶寺铜器数量由此增加到七件。陶寺每新出一件铜器，意义都非比寻常。因为从陶寺再往后一小步，便是青铜时代的到来。陶寺铜器，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先声，或许有助于厘清青铜发展史。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领队高江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部分陶寺铜器虽然含有砷元素，但极有可能是原矿石所含，并非人工有意添加所制成的砷青铜。
红铜最大的缺点是柔软。在漫长的历史中，因为某些偶然的机缘，人们发现，红铜里掺入锡、铅等元素可以增加硬度。形成的铜合金，显现出明亮而高贵的金黄色，但氧化后则变成绿色的碱式碳酸铜，变为庄重深邃的青绿色。这就是青铜之名的由来。
陶寺七件铜器中，一块不起眼的残片值得注意。从形状来看，应该是某种容器的口沿。
容器有特殊意义，意味着比锻造更复杂的铸造技术——范铸技术——已经出现。容器形状复杂，不同于兵器或农具，无法直接锻打成型。所谓范铸，简单来说，就是分别用泥土或石头根据青铜器形状做成芯和外范，外范套在芯上，中间的空隙就是型腔，将高温熔化的金属熔液灌进腔内，冷却成型之后，敲掉外范和芯，金属器物就铸造好了。这将奠定中国青铜时代的基础技术。
“中国铸铜技术的发展有两次技术飞跃，一次是复合范技术，一次是人为配比合金。两次飞跃分别可以在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见到。”高江涛说。青铜技术每次飞跃，都推动了社会发展，“并不是直接的经济发展，而是上层建筑——政治统治模式的发展。”
在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技术的高速发展与王朝文明的诞生，是否有必然联系？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梅建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王权有赖于对技术和资源的独占、对青铜礼器的规模性独占，显然有意识形态的支撑。同样，王权有意愿和动力去强化这种意识形态或观念，所以会鼓励和支持工匠去发展更新奇的技术和产品，会建立更强大的军队或威权，去独占资源和原材料的流通，并通过分享青铜器及其所代表的礼仪和观念形态，去强化王权本身，或赢得对王权的臣服或膜拜。
简而言之，青铜技术与王权两者之间，互为因果、互相建构。
青铜容器和范铸技术在二里头遗址的出现，翻开了划时代的一页。“使得中原成为冶金技术的中心，这个中心一旦出现，就没有动摇过。”梅建军说。
青铜时代在中国历史中的意义，不仅在于政治与物质的发展，中国文化的基石也是此时奠定的。商朝发明了甲骨文，周朝形成更系统的文化体系和政治秩序，九鼎八簋的秩序、官僚政府的体制、诗书礼乐的文化、忠孝仁义的道德观……都形成于这一时期。“中国”两个字的由来，最早也可以追溯到西周，刻在青铜何尊的铭文中。
青铜便是政治权力的象征
以二里头为起点，中国历史进入加速期。与石器时代缓慢的演化相比，青铜时代的发展速度令人眼花缭乱。
对比二里头和殷墟这两个著名的都城，就可以一目了然。两者相距不过五百年，其貌不扬的青铜鼎就演化出磅礴的司母戊鼎，3平方公里都邑规模扩张到36平方公里，成熟的甲骨文也横空出世，将中国历史从传说时代推进到信史时代。
究竟哪些原因推动了历史的加速？动力系统十分复杂。而青铜器的铸造，正是绕不开的因素。
从古至今，大规模的集体生产，都是提升人力动员和组织能力的契机，并在其中孕育社会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如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中国青铜时代》中所说，从青铜容器的数目和大小来看，当时中国对矿石的需要一定是极大的。金属的铸块要通过很远的距离从矿场运到作坊，运输又需要军队保护。在复杂的产业链中，青铜生产推动了获取强制劳动力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反过来，青铜生产又需要依靠这种社会秩序，并成为其维持力量。
至迟到了商代，青铜器已经成为王朝的核心工业，人力物力投入不计其数。殷墟的青铜产业规模有多庞大呢？其中一个铸铜遗址孝民屯，出土了多达7万多件陶范。1975年发掘的妇好墓，埋藏了近两千件文物，青铜器有200多件。妇好墓的青铜器，代表了晚商最高水平，标志性的有造型奇特的青铜鸮尊、司母辛四足觥等。
殷墟发掘始于1928年，起初是为寻找甲骨文而去的。陈梦家也去过殷墟。1937年，他在燕京大学担任助教，兴致勃勃地随恩师闻一多到殷墟考察。当时，殷墟在世界上与特洛伊遗址齐名，各界人士争相跑去见世面，李济、梁思永等中国第一代考古人都驻在那里。学古文字学的陈梦家，自然对甲骨文的出土地充满向往，后来，他的学术生涯始终未离开殷商的古文字和青铜器。
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担任过多年殷墟考古队队长，他曾以妇好墓1.6吨青铜器总重量作为基点，模糊测算过殷墟八代十二个王所用青铜的总量，很难有较为可靠的结论，但总量一定比今日所见浩大很多。有学者估计过，为铸造司母戊鼎这么大的青铜器，可能需要一千多名工匠在生产线上工作。
“青铜器从原料的获取、制备、冶炼到铸造，需要一套复杂的技术，大型青铜器铸造一般由国家来控制。周边地区也会铸一些青铜器，但水平、体量都比中央王朝差。”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说，青铜器是王权之象征、国家之力量，也是王权正统性、合法性的来源之一。
那么，铜从哪里来？产业链的上游——铜矿位于何处？由于二里头所在的洛阳平原没有天然铜矿，而山西南部的中条山富含铜矿，几十年前，考古学者就在中条山展开调查，找到了战国到汉代的矿冶遗址。近年来，又出现了重大突破，直指夏商时期。
2022年11月11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了绛县西吴壁冶铜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晋南运城市绛县西吴壁村，距离二里头遗址和商代都城遗址都是两百多公里，这是首次在邻近夏商王朝腹心地带发掘的专业化冶铜遗址，曾被评为2019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西吴壁冶铜遗址在两座山之间，正对山间的风口，一起风，沙土就往人的鼻子和嘴里灌。2018年3月底，考古人员在西吴壁村启动发掘，当年春秋两季，出土了矿石、炉渣、炉壁、石砧、石锤等冶炼遗物，还有鼓风嘴，以及铸造小件青铜工具的石范。这些遗迹和遗物，复原出一幅热火朝天的原始工业景象。
西吴壁冶铜遗址活跃在公元前1600余年到公元前1200余年间，对应于史书，是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夏商遗存分布面积约70万平方米，相当于一个南京南站大小，与夏商特别是商代青铜产业的规模相匹配，可以视为当时一处大规模的重工业基地。
前几年，在中条山闻喜千斤耙遗址，考古人员还确认了夏商时期的采矿遗址。越发完整的产业链浮出水面：从千斤耙遗址等铜矿采到矿石后，运到平坦、近水的西吴壁，冶炼成纯铜。但是铜器的正式铸造，必须回到都城完成，对于青铜这种可能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王朝要牢牢控制在手里。
“我们认为西吴壁遗址是因冶铜而生的中心性聚落，统辖中条山周围很大区域。但是，有这么丰富的铜矿资源，为什么不能直接铸造青铜器？因为要受王权管理，不能为所欲为，考古证据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院长、西吴壁冶铜遗址发掘领队戴向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梅建军很关注中条山地区的考古进展，他认为中条山地区这些遗址，是青铜时代考古近年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有助于我们认识早期青铜生产的原料产地，以及中央王权对这些资源以及原料的流通是如何实现控制的。”而对铸铜技术、资源和礼制的规模性独占，是中国早期王权的特征，后世封建王朝的政治基础由此奠定。
戴向明透露，近一两年，西吴壁的高等级墓葬里又发现了一些与中央王权有关的重要物证，有助于进一步证明，西吴壁冶铜遗址直接受商王朝控制。
“中国青铜时代最大的特征，在于青铜的使用是与祭祀和战争分不开的。”张光直曾说，“换言之，青铜便是政治的权力。”
二里头迄今发现了超过250件铜制品，大件铜器多为礼器和兵器，没有被制造成农具。商、周代遗址也是如此。在青铜礼器已经巧夺天工、蔚为大观之时，在田野里，农民依然挥舞着石犁、石镰耕地，农业依然滞留在“石器时代”。
这是中国青铜时代特有的现象。梅建军认为，青铜器的礼仪、宗教和观念价值，应该远远超过了其他的价值，甚至超过了用于武器的价值。青铜材料应该是王权所独占的，极为珍贵，应该不会被考虑用来制作生产性工具或农具，这是社会分层所决定的。
在青铜器之前，玉器也曾承担礼器功能。早在五千年前的良渚古城等遗址，已经出现玉琮、玉钺等代表王权的礼制器物。但与玉器相比，青铜或许拥有更强的震撼力。玉器无法做得像青铜器那么恢宏复杂，而且玉器的打磨，毕竟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技术，而对当时的古人来说，铜器冶炼不啻为一种魔法。从石器、玉器到铜器，是从物理到化学的蝶变，从可知到不可知的跃进，从改造已有之物到发明未有之物的跨越。
举一个具体例子，为什么从陶寺到二里头遗址，都发现了铜铃？在那之前，人们能听到的是敲击木器、石器、皮革的声音，都是自然之声，但铜铃发出的是前所未有的声音——金属之声。“突然听到一种脑子里从来没存在过的声音，绝对是让人震撼的。”高江涛说，“当这种东西被王权垄断之后，也许神性就出来了，号召力也就出来了。”青铜器带来的精神上的感染和驯服，或许比武力更为有效。
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为什么青铜时代与王朝的诞生同步。青铜器的意义超越了物质，代表着礼制、宗教和意识形态，代表着这些非物质层面的复杂化进程。如梅建军所说：“青铜器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集中体现和物化表征，在全球视野中独一无二。”尽管秦汉之后，青铜礼器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所表征的精神和礼仪观念，却并未完全消失，至今如此。
青铜西来还是本土起源？
中原地区虽是中国青铜时代集大成者，但辉煌远不止在中原。从商朝起，青铜技术从中央向四方辐射，在各地落地生根，尤其是在长江流域，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如今最著名的是西南方向的三星堆遗址，纵目大面具、大立人、神树等充满神秘巫觋色彩的地方元素融入青铜，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的话说，是“商朝的技术，本地的题材”。
三星堆之外，湖北黄陂的盘龙城、湖南宁乡的炭河里、江西的樟树吴城和新干大洋洲、陕西的城固、洋县等均出土了壮观的青铜器群。很多鼎鼎大名的国宝，都来自这些边陲之地。例如，四羊方尊、虎食人卣、人面青铜鼎都出土于湖南，是中原没有的器型。伴随着青铜器携带商文明南下，黄河文明融入长江流域，加速了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
夏商之后的历史脉络，大体已被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勾勒，但溯源青铜文明的起源，还存在一些模糊地带。
2020年，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出土了一件锡青铜铜管残件，不晚于公元前3000年，这是新疆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器。从2014年以来，新疆北部和西部的阿勒泰、塔城、伊犁地区，已经出土多件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500年之间的铜器。而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尚未发现过铜器。考虑到新疆此前并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直接从旧石器时代跃进到青铜时代，一定是发生了不寻常的文化传播事件。
这个反常的现象已经得到一种解答。一种观点认为，青铜器正是从东南欧、西亚经过新疆和西北，最终传入中原地区。这条五千年前的文化交流通道，通过一系列考古发现被缀连起来。
西亚和东南欧地区铜器的出现，可追溯到约公元前九千年，青铜年代至少可追溯到约公元前5500年，早于中国一千多年。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认同“西来说”的学者复原了一条青铜冶金术“西风东渐”的廊道：公元前两千年前后，新疆地区最早进入青铜时代，打造出刀、剑、矛、斧、耳环、指环、手镯等铜器。接着，公元前1900年前后，甘肃、青海、陕西地区进入青铜时代，流行起与新疆相似类别的铜器，以及权杖头、臂钏、月牙形项饰等。又过了百来年，公元前1800年左右，青铜传到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与此同时或稍晚，中原地区诞生了青铜时代文化——二里头文化。
青铜西来的另一个旁证，是几乎同一步调，黄牛、绵羊、小麦等动物和作物也自西亚和中亚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农业格局。
这必然是伴随着西方民族的迁徙而发生的。是什么因素促使远在西亚、中亚的游牧民族，踏上万里征途进入东方呢？关键因素或许依然是气候环境变化——石器时代，气候环境几乎是人类命运的唯一主宰者。
韩建业说，据研究，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发生了一次全球性的“小冰期”事件，降水量也突然减少。北方草原地区的畜牧业或者半农半牧人群，大规模向南方和东南拓展，形成有力的冲击波，将青铜器、战车等发明沿途传播。
不过，在冶金术“西来说”之外，“独立起源说”也自成一派。
比如，近年有学者提出中国青铜技术是在长江中游起源的新观点。因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得名的石家河文化，距今四千多年，常有铜料、小铜块、冶炼遗迹遗物出土，可见相对完整的冶铜操作链。该观点由此提出，石家河文化是“东亚自创的青铜文明”，奠定了后来高度发达的商青铜文明基础。
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梅建军长期从事冶金史研究，他总结道，两种观点各有主张，难分高下。“我个人以为，学界的主流可能更多是接受‘西来说’。但你换一个学者问，回答可能正好相反。”梅建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两种假说都有自己的考古证据作为基础，“不必在现有考古发现的证据下强求一致或择一弃一。”
唐际根直言，自己不太考虑这个问题，“必须要有考古学证据的，猜没有意思。”
支撑两种观点的考古证据似乎都能举出一些，对于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历史学家许倬云曾提出一个推断：中国青铜工艺，当由西路传入，但传播过程中，中国工匠可能并未得到铸造合金的完整知识，于是各地还是从打造原始铜件开始，摸索青铜技术。而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技术相当成熟，能够掌握火候，高温焙制陶器。从制陶工艺发展铸铜技术，有了掌握高温及制造陶模两项条件，铸造青铜的工艺，即不难有迅速的进展了。
即便接受青铜技术自西传入，也要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对冶金术并非被动接受，而是进行了改头换面般的本土化技术和理念创新，形成华夏风格，独步世界。
中原正处于商代中后期时，西北地区的先民又开始尝试起一种比炼铜更复杂的冶炼新技术，冶炼出的金属比铜更坚硬。
2009年，甘肃临潭磨沟遗址出土了一个金属条和一个金属锈块，距今约3400年，经检测，均是铁器，被认为是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人工冶铁证据。
直到千年后的战国中期，冶铁技术逐渐成熟。铁器横扫中国，带来了农业生产效率的飞跃，帝国时代响起号角。铁器时代由此开端，而绵延一千余年的青铜时代终于落下大幕。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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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唐炜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