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访圈里人 知音兼论事
本文摘要:1990年后我不大受某些领导赏识,同事张弦对我说:“你就干点自己愿意干的,不耽误编辑工作就好。他告诉我:  我接触的音乐首先是救亡歌曲,而救亡歌曲大多来自上海,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流行歌曲,所以当时周璇、李莉华的歌曲唱片我家、我姨家都不少,我都听过

  1990年后我不大受某些领导赏识,同事张弦对我说:“你就干点自己愿意干的,不耽误编辑工作就好。”我很赞同“知人论世”的古训,便开始一系列的“圈里人”访谈。

  首先是已经比较熟的王迪。他有趣的一段回忆是他刚刚出道不久的故事:“参加一场演唱会,请了个香港的女歌星唱《好大的风》,结果一天都给她合乐,把我们晒在那儿,直到晚上。结果有一半演员没试音响就演出了。我在后台急了,拿起大椅子冲着桌子上的饭盒、啤酒瓶子横着就抡过去了。”

  而谈到音乐理念,他的话对我颇有影响:“‘西北风’的成功是上一代人的成功,学生在那时不重要了。流行乐应当是学生的,应当以都市青年人的口味作为标准,这样才会有助于流行乐的发展。因为他们要求变化,要求新的东西。而中国现在恰恰缺乏这一点。”

  6月采访了梁和平。他是哈尔滨人,是声乐家张权教授的忘年交,由此认识了金铁霖。金铁霖把他介绍进了中央乐团的少年班学习。

  前文曾提到1987年底的通俗音乐会议上请他讲摇滚乐,他却大讲哲学。原来他是来北京后就热衷于哲学特别是阳明心学。他当年的体会就是“心大于宇宙,形渺于自身,乃身既为宇宙所控,然宇宙又必被心所动。”

  7月,我采访了王晓芳。她是北京第一支女子摇滚乐队“眼镜蛇”的发起人。有意思的是谈到她因“走穴”时代自己打鼓自己唱歌有了调到中国广播文工团的机会,居然最后是时任广电部长的艾知生特批招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作者曹火星先生特准天津歌舞团放人。

  同月,采访了蔚华。

  蔚华是军队子弟,她对自己如此定性:“我是狗的思维——单一性的,特纯。说学外语,我就玩命逮住它。我有个目标,我要往前走。旁的东西我不怎么爱管。我绝对不崇洋媚外,我只是觉得这东西就应该是我的,我觉得这东西我就有。”

  8月2号采访老侯,老侯给我系统谈了他的音乐观。

  金:你的东西与中国的摇滚乐有没有关系?

  侯:有两个表面上的差别。第一它不是愤怒的、批判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差别。第二它不是精明的,它是傻的。这是可以直接感受到的。在内容上也是一样,我追求有劲的东西,而真正有劲的东西是含而不露的。

  老侯作品《我爱你中国》就很好地表达了他的这种创作理念。

  9月采访了《乡恋》的作者张丕基先生。我提到他是否曾受到早期流行音乐影响。他告诉我:

  我接触的音乐首先是救亡歌曲,而救亡歌曲大多来自上海,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流行歌曲,所以当时周璇、李莉华的歌曲唱片我家、我姨家都不少,我都听过。我非常喜欢陈歌辛的东西,也喜欢贺绿汀的《秋水伊人》、黎锦晖的《可怜的秋香》等等。我觉得,不管你怎么样评价这些作品,它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东西。艺术有几种功能,不能让它仅限于一种功能上。

  10月采访了王酩先生:

  写《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时候就是要写出这个特定环境中的人物的情感,写《绒花》就是用反衬的方法,在痛苦的表情后是非常美妙的音乐构成反色彩。我很多作品前后素材不同也不是在一个地方写的,但是在同一个感情色彩中、同一个形象、同一个调式中完成的。

  我不追求表面上的美,因为过去我们已经写得太多了,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的流行歌曲也是表面上的东西太多了,而心灵深处的东西太少了。

  11月份,采访了刚刚因与李谷一对簿公堂而备受争议的韦唯。她也同样重视和刘欢操办的那场义演:

  我为自己骄傲:我这一生有真正难忘的事情了。而且确实用自己的力量做事情了,做了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我挺烦个人交钱的事,一万两万能有多少,这样动员了社会的力量大家运动起来一下就一千六百万,比个人强多了。而且在搞这个活动的当中我也想到:这也给大众了解文艺界的人品的一个机会。

  这些持续性的访谈也给了我了解音乐人的机会,今日回首,受益匪浅。

  2023.2.18

  金兆钧(乐评人)

【编辑:李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