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诗人”: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
本文摘要:“野生诗人”  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  “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起初,任嘲我上进求学,但很快被环境同化:贪玩、打牌、逃课,乃至初一读书月余,便辍学在家,成了“街溜子”。

  “野生诗人”

  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

  “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远至国风汉乐府,近到外卖诗人王计兵,起于民间的诗人以语言浇心中块垒。他们发出的声音,在这个喧哗与骚动的时代显得如此稀缺又弥足珍贵。

  他们被称为“野生诗人”,但已无法被忽视,有媒体统计,仅在快手、B站和小红书上写诗的人,就超过百万。近日,快手联合单读推出一部由普通劳动者集体完成的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

  他们是这个社会普通的一员,对诗歌却有着纯粹的热爱,也因为诗歌,他们开始被看见,被关注。第28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了几位“野生诗人”,走进他们的生活与诗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庆 实习记者 李瑞峰

  周长峰

  用诗歌再现“似水年华”

  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的同名诗出自苗族青年周长峰,笔名长风。今年34岁的他,在贵州毕节的一所中学做历史老师。“我喜欢跟学生打交道。”周长峰说他执教十年,中途曾短暂入教育局工作,但很快又退回学校。这份持守,或迂腐,在他前女友看来,或许是不求上进的证明。

  去年,结束这段相恋6年的感情后,他走入公园,撞见一丛桃树。三月的桃花招引他举起相机。在镜头里,他发现了春天,于是写了那句: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后来,又促使他完成了一首诗:

  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春天

  在一朵桃红之上,提取甜蜜

  让生活破土而出浓浓的诗

  即便,故人远走

  一个人成了另一个人的故事

  一个名字,成为另一个人的心事

  即使,隔夜的花朵被清风数

  落荒芜的笔头,在深夜的酒后

  无法描绘出春天的另一个缘由

  只需编织更多的一些时间

  坐等清风,在某个寂静的午后

  和岁月,结伴而游

  一年后,这首诗被编辑选中,并成为诗集标题。他将这个消息告诉前女友,说“这个作品有你的功劳”。手机那头却是长久的沉默。

  其实他之前考上了公务员,但最终选择了当老师。当老师自由一些,他想走遍中国的所有省份,带着相机和正朝他赶来的诗。

  他对摄影的偏爱,大抵源自他的父亲。幼年时,他跟外婆长大,及至上了小学,仍不懂汉语拼音。是父亲一笔一画地教他,他才得以闯入汉语的世界,并在多年后用诗来回馈父爱。

  当然,他并不讳言曾经埋怨过父母及他们给自己带来的命运。石棉瓦作屋顶的土墙房,挡不住恶意的雨。穷困像一种病毒,植入并培育了他的自卑情结,长大后才得以释然。如今,他深深感激热爱摄影和艺术的父亲,尽管他只是一个农民。

  周长峰动情地回忆自己摆弄父亲的黑白胶片相机,以及在暗房看父亲用药水令胶片显形成照片的场景。这不啻于一种魔法。多年后,他拥有了自己的相机,效仿父亲摄取生活及故乡的诗意,图文并茂地发在快手上。

  他供职的中学,早些年尚在城郊,相对荒僻;随着时代更迭进化,学校也成为市属学校。与此同时,给予他旷野、泥土、牛与父亲的记忆的乡村,却逐步消逝。他说,有时候只能在家乡的旧墟中寻到记忆的残影,并唤醒自己的诗:

  那年我行走于苗岭的深处

  只有风和我一起在赶路

  黄土地上,已经挂满了秋天

  傍晚时分,一缕炊烟在远山哽咽;

  父亲依然还是那个能够和山野

  一交流就是一天的人

  他和他的老牛一样

  一生都不肯从村庄里出走

  ……

  这类诗属于他的“故土情”系列。未来,他会如普鲁斯特般,用诗歌再现他的“似水年华”。

  他坦言自己是个普通人,做普通工作,赚普通的钱,没有野心和世俗的抱负,只想用相机和诗歌,记录或留住生活。因为生活总在不停地逝去,正如他记忆中的那个女孩,总是一张干净的纯真的笑脸。

  他说,尽管碍于现实的阻力,他们不得已分开,但他仍想用自己的方式,用一组“欠你的情书”,纪念曾经那段珍贵的爱情。

  任嘲我

  唯有失业时,他才能写诗

  现年35岁的任嘲我,是一个典型的小镇青年。他身上有“历史”的味道。庆幸的是,诗歌将他拽出来,“历史”得以浮现。

  任嘲我自幼家贫,父母是农民,仰赖几亩薄产维持生计。他们虽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在衣食上却从不肯让儿子受委屈。起初,任嘲我上进求学,但很快被环境同化:贪玩、打牌、逃课,乃至初一读书月余,便辍学在家,成了“街溜子”。

  父母无奈地表示,路你自己选,将来不怨我们就行。多年后,当失业的任嘲我蹲在灶火前,将刚写的诗焚成灰烬时,他只能怪自己年轻,过早地屈从于环境塑造出来的命运。

  他在村里捡垃圾,割车前子,偶尔赌牌,眼见要成年了,便出去打工。他辗转于长春、哈尔滨多处工地,可自小娇惯出来的皮肉受不住钢筋水泥的苦,几次退回老家,也因此招来村里的群嘲。“嘲我”的笔名便来源于此。

  19岁,他随老舅去山西某桥梁工程打工,赌气似的干够两年,带着积蓄回乡,推翻土泥墙,盖了砖瓦房,娶妻生女。本想养猪致富,结果惹来一身债,还在盖猪圈顶棚时摔下来,从此受不住重活。不久,养殖业背兴,他卖了猪和妻子南下昆明,又误入“直销组织”,几万块钱打了水漂。

  生活还得继续,他入行旅游赚辛苦钱,妻子跑两个商场卖衣服。到2015年,两人返乡,至此人生陷入了“打工与失业”的循环。

  “就是苦了我老婆,跟着我尽受苦了。”任嘲我说,他在一首短诗中,透露妻子有高血压:

  妻子看上去像是打不倒的小强

  只有我知道是贫穷使她不敢脆弱

  她在工作中强忍着眩晕的折磨

  血压像过山车一样起落

  唯有失业时,他才能写诗。父母总觉得,你写那玩意儿干啥,又换不来钱粮。妻子倒不反对,前提是必须做完手里的营生。于是,没有工作的时候成了他安顿诗歌的佳期。

  我把一天十三个小时卖给工厂

  换回来两百块钱

  这两百块钱

  仿佛让我抵押了尊严

  又帮我赎回了尊严……

  谈及这首诗,他说,这是去年他和妻子去常州一家汽车线束厂打工时所写。厂里的老板和班长动辄骂人,叱人为垃圾,还变着法地扣钱。为了生计,工友们一忍再忍。有一次,他和妻子共被扣了1300元,顶得上一月的房租和生活费了。他像一头犟牛,最终靠抗争,争回了本属于自己的薪酬。

  说到未来,任嘲我对记者说:“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该怎么写诗,就怎么写诗。”随遇而安,或许是他人生历史上唯一的主题,但这个主题充满想象,或许他可以凭借诗歌带来的慰藉,开启另一段崭新的生活。

  曹会双

  写得好不好都被笑话的工厂女工

  曹会双称得上是快手最虔诚的作诗者。近三十年,她写有300多万字作品,日记350多本,读书笔记440多本,单单在快手上便发布了1000多首诗。

  这些数字仿佛一组生命棱面,拼接成一个立体又直观的诗人形象。但这个形象并非诞生于书房,而是于轰鸣的机器运转、琐碎的家庭空间以及密布冷嘲热讽、飞短流长的人际社会的夹缝中,用一行行字垒砌出来的。

  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论证,曹会双用三十年时间跻身山东作家协会,才坦然地接受自己“诗人”的身份。

  在此之前,作为一名山东莱芜某钢铁集团矿山公司的泵房女工,她每日的工作就是将带水的铁精粉运输到下一个工厂进行过滤干化,再送回莱芜某钢厂。这份工作承继自她的父亲。学徒一年,方才出师。稍得闲暇,她便钻到角落,或是读诗,或是写诗。

  她曾写过一首诗《在路上》,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命运辜负我天经地义

  我辜负自己是失职

  生活不过是见招拆招

  日子不过是因时制宜

  命运何以辜负这样一位女工诗人?曹会双向记者解释道,在他们厂,女工比较多,某些女同事眼红她成了车间通讯员,频繁写稿,以及在地方报刊上发表文章,总是明里暗里地挑事、扯谎、贬低或“告状”。她写得不好,她们笑话她;写得好了,还是笑话她。她身陷其中,“一直就摆脱不了这种处境。”

  就连同单位的丈夫,开始觉得她写通讯稿是受领导器重,后来转向文艺稿,便劝她别整这些花里胡哨的,还生闲气。曹会双反驳道:“我都是在工作干好、家务做好、孩子功课辅导好的前提下,才去创作的。难道就这么平庸地过一辈子,连个追求都不能有吗?”

  后来,她花十个月工资买电脑时,丈夫先是埋怨了两句,最后还是支持了她。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写出个名堂,证明这钱花得值。

  之后,她闯入诗歌论坛,结识文学前辈,读《红楼梦》、茨维塔耶娃和狄金森,模仿张晓风等人的笔触,不断精进创作,直至锤炼出自己引以为傲的风格。

  没上大学是她的遗憾。她便自学,读了大专,又读本科,终于拿到毕业证。诚如她在诗中所写,辜负自己是一种失职。

  50岁退休后,她走出了那片泥沼,游弋于诗歌之海。“不管外界如何,先写好再说。”这是她对抗俗世的信条。作品自会证明一切。

  选入诗集的一首作品《父亲的矿山》,写于去年6月:

  父亲用一生的茬茬经历

  囤积了一座丰富的经验矿山

  父亲常以健谈开采出坚韧的矿石

  我用聆听的生产流程一级级破碎后

  用思索磨选出领悟的铁精粉

  用思考浮选出了悟的铜或钴的精粉

  用真诚重选出参悟的金精粉

  若想有各类金属的品质与市场价值

  我须得躬身,分门别类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冶炼

  这种抒情的现实,或现实的抒情,大抵是她诗作风格的代表。一种勃发的生命力穿透冰冷的钢铁,将人生的触角探到词语之外。

  当然,她不会因为诗歌的抱负而放弃现世的责任。她笑着说,下一步要帮儿子成家,更确切地说是买房。至于诗歌,她早已踏上自己的路,从此便风雨无阻了。

  郑国辉

  用左手和土掉渣的语言写诗

  郑国辉,吉林榆树人,今年64岁。他毫不忌讳地说,希望死后有一本自己的诗集放进骨灰盒。“我来的时候,是躺着来的。我走的时候,也是躺着走的,随手还带一本诗集——我就没白来这个世界。”

  1980年,郑国辉高中毕业。次年,他到一家集体饭店当收款员。一年半后,接母亲的班,在国营饭店做保管员。1985年,他被调到国营副食店当营业员,直到退休。

  退休释放出来的时间,让他可以从容地追求旧梦——他使用左手,一笔一画地雕刻汉字,出于一种近乎神圣的真诚。

  之所以是左手,源于一场医疗事故。他两岁时打针,落下小儿麻痹后遗症,右半身无法自如伸展。

  或许是身体的这份凝重,把他的语言推向一种轻快,乃至极简的通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土掉渣的话,“去写老百姓都能看得懂的诗,甚至一个大字也不识的人,你给他念了,他频频点头,这才叫诗。”

  诚如他写母亲的《怎么学也学不出来母亲的样》:

  那天中午回家

  见母亲就歪躺在沙发上午睡

  身上什么御寒的也没有

  我找到一件衣服

  小小心心地捂上

  可还是把母亲弄醒了

  我这个生气啊

  真恨不得使劲打自己几下子

  为什么啊为什么

  怎么学也学不出来母亲的样

  给我盖被子时

  那个轻

  那个柔

  它近似口语,但细细吟咏,又能照见这个生活即景中所敛藏的对爱的凝视与洞察。

  郑国辉在接受采访时,多次强调,不要过多着墨于他的“病”。从小到大,他受尽各种查问、厌恶、鄙夷和怜悯的打量。这是他一生的痛;但他从不为之写诗,也很少向人透露。因为他不愿意以“病”邀名,更不愿意因“病”而影响旁人对他诗作的评价。

  早些年,他在副食店忙上忙下,不得闲暇。只能偶尔躲进仓库看书,聊以自慰。退休后短短六七年,他报复似地写下3000多首诗。诗凿开了一个平行空间,让他安放中年和晚年。

  在一首《爷爷和孙女》的诗中,他这样写:

  爷爷

  你整天在纸上勾勾抹抹

  是写诗吗?

  孩子

  爷爷是想

  看看能不能从这上面飞起来

  郑国辉想从诗上起飞,这是他花甲之年最大的心愿。

【编辑:陈文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