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14日，“五一口号”从太行山发出一个多月后，在香港恢复工作的中国民主同盟宣布响应号召、全力支持新政协。两天后，这篇声明登上了香港《华商报》，向全国广而告之。

　　此时的楚图南，正在香港。前一年的11月，迫于蒋介石的压力，部分民盟领导人在反复商议后，不得不在上海宣布停止活动。作为民盟中央委员的楚图南不得不转至香港。在这里待了短短数月，“召开新政协”的号角一吹响，楚图南就决心拥护，准备北上。

　　北上，是走向新政协和民主联合政府，也是走向截然不同的后半生。近日，在挂着父亲晚年肖像和书法作品《花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北京寓所里，楚图南次子楚泽涵说：“对当时年近半百的我父亲来说，‘五一口号’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对我父亲来讲，他前半生的工作是教书、翻译，算是‘自由职业者’。”楚泽涵说。

　　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楚图南先后在昆明省立一中、暨南大学、云南大学等校任教，一边讲文史，一边宣传革命。即使是顶着“共党要犯”的罪名在吉林坐牢的四年里，他也没有停止翻译尼采和惠特曼的著作。

　　1946年，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杀害于昆明街头，逃过一劫的楚图南到了上海。“他到上海以后不久，沈钧儒把他介绍到上海法学院去当教授。”楚泽涵回忆道，“当时，我父亲的身份是‘公教人员’。”

　　有一次，父亲带他去看望黄炎培。楚泽涵说：“我那时只有八九岁，是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就以‘带小孩儿去看望长辈’的形式，带着我到黄任之(黄炎培)家里去。”

　　父亲和黄炎培聊了什么，当时的楚泽涵听不懂。他只是好奇地到处走，觉得“这儿没见过，那儿也没见过”，后来才意识到，父亲是在为出行做准备。他说：“怎么联系船票、去了那儿找谁、住哪儿，这些事情黄任之懂，(父亲)是在跟他打招呼。”

　　而这趟出行，就是为了响应“五一口号”，为了到解放区去。在楚图南启程之前，妻子彭淑端给他的棉袍做了点儿小改动，楚泽涵说：“当时怕他没钱花，我母亲就在棉袍的角儿里放了两个三钱重的金戒指，一边一个。”

　　告别家人和孩子，楚图南从上海坐船出发，取道香港，前往塘沽，同时也告别了持续二十余年的教师生涯。

　　“参加新政协，就从做教师，变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对我父亲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楚泽涵说，“对当时追求民主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来讲，‘五一口号’带来的是一生的影响，很多人都是按照这条路走过来的。”

　　船停靠在塘沽，中央城工部的周匡开车将楚图南接到自己家里，几天后坐车前往沧州。1948年11月，楚图南被护送到了统战部所在的李家庄。在后来的一篇回忆录中，楚图南曾写道：“就这样，我总算度过了破晓前最黑暗的时光。”

　　到李家庄后，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在三公里外的西柏坡接见了楚图南，向他了解西南，特别是云南的政治情况。工作之外，楚图南还保留下一张珍贵的大合影，现藏于李家庄统一战线展陈馆。楚泽涵回忆：“那张照片大概是1949年元旦前后，大家出门看看周围风景，于是有了在李家庄村外太行山尾闾黑石礁及附近的远足……那是人到的最齐的一张。”

　　1949年初，北平解放，楚图南随大部队来到北京。他一边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一边联系了时任北师大副校长的钱钟书，约好等会开完了，便去他那里继续教文史。但是新政协会议结束后，楚图南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接到去西南管文教的任务，因而未能成行。

　　从此，楚图南投身于新中国的文教、外交事业。他去了西南扶持文教，又回到北京负责扫盲工作，再后来，他成为中国对外文化协会的会长，远赴北欧各国。

　　“‘五一口号’影响了很多人的后半生，也影响了一些人的一辈子。”楚泽涵说。1948年，站在人生交叉路口上的楚图南，选择了登上渡船，向北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