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先贤楚图南之子讲述父亲一生的转折点:站在历史与人生的交叉路口
本文摘要:1948年6月14日,“五一口号”从太行山发出一个多月后,在香港恢复工作的中国民主同盟宣布响应号召、全力支持新政协。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楚图南先后在昆明省立一中、暨南大学、云南大学等校任教,一边讲文史,一边宣传革命。

  1948年6月14日,“五一口号”从太行山发出一个多月后,在香港恢复工作的中国民主同盟宣布响应号召、全力支持新政协。两天后,这篇声明登上了香港《华商报》,向全国广而告之。

  此时的楚图南,正在香港。前一年的11月,迫于蒋介石的压力,部分民盟领导人在反复商议后,不得不在上海宣布停止活动。作为民盟中央委员的楚图南不得不转至香港。在这里待了短短数月,“召开新政协”的号角一吹响,楚图南就决心拥护,准备北上。

  北上,是走向新政协和民主联合政府,也是走向截然不同的后半生。近日,在挂着父亲晚年肖像和书法作品《花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北京寓所里,楚图南次子楚泽涵说:“对当时年近半百的我父亲来说,‘五一口号’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对我父亲来讲,他前半生的工作是教书、翻译,算是‘自由职业者’。”楚泽涵说。

  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楚图南先后在昆明省立一中、暨南大学、云南大学等校任教,一边讲文史,一边宣传革命。即使是顶着“共党要犯”的罪名在吉林坐牢的四年里,他也没有停止翻译尼采和惠特曼的著作。

  1946年,李公朴和闻一多被杀害于昆明街头,逃过一劫的楚图南到了上海。“他到上海以后不久,沈钧儒把他介绍到上海法学院去当教授。”楚泽涵回忆道,“当时,我父亲的身份是‘公教人员’。”

  有一次,父亲带他去看望黄炎培。楚泽涵说:“我那时只有八九岁,是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就以‘带小孩儿去看望长辈’的形式,带着我到黄任之(黄炎培)家里去。”

  父亲和黄炎培聊了什么,当时的楚泽涵听不懂。他只是好奇地到处走,觉得“这儿没见过,那儿也没见过”,后来才意识到,父亲是在为出行做准备。他说:“怎么联系船票、去了那儿找谁、住哪儿,这些事情黄任之懂,(父亲)是在跟他打招呼。”

  而这趟出行,就是为了响应“五一口号”,为了到解放区去。在楚图南启程之前,妻子彭淑端给他的棉袍做了点儿小改动,楚泽涵说:“当时怕他没钱花,我母亲就在棉袍的角儿里放了两个三钱重的金戒指,一边一个。”

  告别家人和孩子,楚图南从上海坐船出发,取道香港,前往塘沽,同时也告别了持续二十余年的教师生涯。

  “参加新政协,就从做教师,变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对我父亲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楚泽涵说,“对当时追求民主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来讲,‘五一口号’带来的是一生的影响,很多人都是按照这条路走过来的。”

  船停靠在塘沽,中央城工部的周匡开车将楚图南接到自己家里,几天后坐车前往沧州。1948年11月,楚图南被护送到了统战部所在的李家庄。在后来的一篇回忆录中,楚图南曾写道:“就这样,我总算度过了破晓前最黑暗的时光。”

  到李家庄后,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在三公里外的西柏坡接见了楚图南,向他了解西南,特别是云南的政治情况。工作之外,楚图南还保留下一张珍贵的大合影,现藏于李家庄统一战线展陈馆。楚泽涵回忆:“那张照片大概是1949年元旦前后,大家出门看看周围风景,于是有了在李家庄村外太行山尾闾黑石礁及附近的远足……那是人到的最齐的一张。”

  1949年初,北平解放,楚图南随大部队来到北京。他一边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一边联系了时任北师大副校长的钱钟书,约好等会开完了,便去他那里继续教文史。但是新政协会议结束后,楚图南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接到去西南管文教的任务,因而未能成行。

  从此,楚图南投身于新中国的文教、外交事业。他去了西南扶持文教,又回到北京负责扫盲工作,再后来,他成为中国对外文化协会的会长,远赴北欧各国。

  “‘五一口号’影响了很多人的后半生,也影响了一些人的一辈子。”楚泽涵说。1948年,站在人生交叉路口上的楚图南,选择了登上渡船,向北方去。

【编辑: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