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5月7日电 题：邓丽君诞辰70年，全球华人不断纪念是在纪念什么？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白惠元
中新社记者 杨程晨
5月8日是邓丽君逝世28周年的日子，来自全球的邓丽君歌迷陆续前往她的长眠地——位于台湾新北市金宝山筠园悼念。
近30年来，包括两岸及港澳中国人在内的全球华人每年定时纪念邓丽君，这位传奇歌者好似从未走远。今年也是邓丽君诞辰70周年，一些过去不常见的影像被发掘并发布在社交平台，展现着熟悉面孔下的另一面，关于她的记忆愈发清晰。邓丽君承载着跨越流行时代的哪些文化符号？人们不断地纪念，是在纪念什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白惠元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除了是华语流行文化史上的重要指标人物，邓丽君对于包括两岸及港澳中国人在内的全球华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白惠元：邓丽君最重要的就是让全球华人都听见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已超越了国界。邓丽君现象有助于我们寻找中华文化内部的一种通约性，实现跨地域的共情。
我认为，邓丽君是港台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重要的指标性人物之一。但邓丽君又很特别，因为她主要是翻唱歌手，很多歌都是经过她的演绎才成为广为流传的代表性作品。
邓丽君的演唱能让全球华人听见，基于四个特性。首先是古典性，邓丽君学过黄梅调，1982年推出过一张根据中国古典诗词谱曲的专辑《淡淡幽情》，我们熟悉的《独上西楼》就来自其中，她很早就尝试把中国古典文化进行当代转化。其次是民间性，她翻唱过《凤阳花鼓》《晚风花香》《望春风》等中国民歌，通过歌声展现中国不同地域的人文地理风貌。第三是都市性，她还有部分作品是翻唱反映20世纪30、40年代上海的时代曲，如《天涯歌女》《四季歌》，她的演唱方式和周璇等大上海女歌星之间有一种互文、传承的关系。第四是亚洲性，听众比较熟悉的《甜蜜蜜》原是印尼民歌，像《再见我的爱人》《我只在乎你》等则源于日本流行音乐。
此外，最重要的就是中国性。邓丽君在眷村长大，父亲是河北人、母亲是山东人，她也一直强调自己对于祖国、对于民族的认同。
一位女士在北京华辰秋拍预展现场观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拍摄的邓丽君肖像照。张浩 摄 中新社记者：在20世纪的70、80年代，邓丽君的音乐是如何辐射香港及东南亚社会的？
白惠元：邓丽君首先是在台湾成长，她的音乐流传到香港，后来她又去了日本，这本身就呈现出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流动性。在中华文化内部，邓丽君的表演能唤起跨地域听众的集体记忆，就像她歌中反复演唱的“月亮”一样，具有情感的丰富性和强大的召唤力。当然，在不同地域流传时，邓丽君对人们的意味也有些许不同，凝聚着人们不同的想象。
对于大陆来说，邓丽君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标记。她柔软的声音，进入到那一代年轻人的“情感结构”之中。香港电影《甜蜜蜜》《千言万语》以邓丽君歌曲为名字，勾连时代变迁，召唤着香港民众关于民族和国家的身份认同，以及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在台湾，比较典型的是著名导演李行拍摄的电影《小城故事》和《原乡人》，都是请邓丽君演唱主题曲，所强调的也都是中华文化传统。不止如此，邓丽君在日本发展，她的歌曲在后来的日本电影中也留下了时代记忆，比如岩井俊二《燕尾蝶》、是枝裕和《比海更深》等。可以看出，邓丽君不只是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亚洲。
2015年“‘如果能许一个愿’邓丽君20周年虚拟人纪念演唱会”在台北小巨蛋登场，“邓丽君”与费玉清对唱。陈小愿 摄 中新社记者：在20世纪70、80、90年代，为什么大陆会那么风靡邓丽君的歌曲？她对于那个年代的大陆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白惠元：那个年代，很多人说邓丽君的演唱是“靡靡之音”，这和她的演唱方式有关。她是一种气声唱法，把说话的声音带到了演唱里，把日常生活带到了音乐中。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歌唱的宏大叙事和严肃表达，她尤其热爱歌唱爱情，这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启蒙话语形成了呼应，也起到了思想解放的效果。在时代语境中，这种现象不是孤立的，文学界则表现为刘心武《爱情的位置》、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小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唱法出现了很多模仿者，比如大陆的杨钰莹等。1995年，王菲出了一张翻唱专辑去致敬偶像邓丽君，就叫《菲靡靡之音》。
不能回避的是，邓丽君在大陆开始流行时，很多年轻人是“偷听”到她的音乐。从海峡对岸飘来“靡靡之音”，某种程度上预告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岸从对峙走向交流，构成了一种跨越政治界限的共同情感记忆。这些歌曲成了那一代人在那一时期的私人回忆，在这个意义上，邓丽君和许多人的人生烙印紧密结合。
由北京邓丽君歌友会主办的“爱的使者——和邓三哥一起追忆邓丽君”活动在北京邓丽君音乐主题餐厅举行。杨程晨 摄 她的歌曲内容是无关现实政治的，恰恰是这种风格，能在当下语境推进两岸文化交流实现“软着陆”，起到春风化雨的美学效果。两岸青年之间共同文化记忆的塑造，是很多文化机构、媒体在一直尝试的事。最近湖南卫视的节目《声生不息·宝岛季》也通过台湾综艺节目常出现的街访环节，寻找着两岸青年的共同音乐记忆。而故事的另一面是，“邓丽君唱法”的后继者们开始尝试“柔软”地唱出共同体想象，从李谷一《乡恋》、苏小明《军港之夜》，到杨钰莹《十送红军》、王菲《我和我的祖国》，这种声音形象拓展了我们对“主旋律”的理解空间。
总之，邓丽君是一个开始，但肯定不是终结。
湖北武汉，参观者在“追梦——邓丽君特展”上观看邓丽君的纪录片。张畅 摄 中新社记者：实际上，邓丽君这一批明星当红的岁月，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都还没有出生。但却并不妨碍今天的“00后”们怀旧。这是为什么？
白惠元：从歌声角度看，邓丽君的声音给“00后”带来了一种“治愈系”的美好感觉，她温润、舒缓、松弛、轻柔的歌声，有效疗愈了现代生活的速度焦虑。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邓丽君的歌声响起，它都会触发一种强烈的、具身的情动效果，将网络碎片迅速整合为一种共情力。
歌声之外，邓丽君幽默机智的现场对答也在当下短视频平台获得了较高热度。在这些近乎脱口秀的语言场景中，邓丽君展现了现代女性的自信、爽朗、亲和、独立。比如，在著名的“邓丽君说山东话”短视频中，她流畅的山东方言就赢得了“00后”的弹幕狂欢。我想，在这“对答如流”的背后，正是邓丽君真实流淌的故土情结与身份认同。
在“00后”对邓丽君的评价中，最常出现的词是“优雅”。这是近年我比较关注的一个现象：“00后”越来越喜欢从中国古典文化内部发掘一种“原生的优雅”，包括关于故宫的、中国文物的“出圈”纪录片，也包括舞蹈《只此青绿》等。青年人在这里找到了一种认同，他们成长于“中国崛起”的年代，从带有中国古典气质的“优雅”中可以感受到中国的文化自信。
在这样一个维度上，他们再次发现了邓丽君的“优雅”，这是当下追求流行的年轻世代和邓丽君产生的微妙碰撞。(完)
受访者简介：
白惠元，文化研究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电影与大众文化。著有《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曾获第五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作品奖。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电影艺术》等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部分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