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人物 | 理性乐观主义者比尔·盖茨
本文摘要:今年已68岁的盖茨,开始感觉时不我待。他最惧怕的事情就是大脑停止工作,但专注于解决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又带给他理性的乐观。

  中新社北京7月1日电 题:理性乐观主义者比尔·盖茨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李静

  5月,比尔·盖茨在领取北亚利桑那大学授予他的荣誉博士学位后,为毕业生作了演讲,并给出5条人生建议。这是这位世界前首富自2008年离开微软,转变为一个全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员工后,常常出现的形象——一位倡导者。

  辞去微软的全职行政职务,盖茨似乎拥有了更宽的视角去参与更多元的领域。相对于仰望星空,他更乐于关注脚下,行为模式来自于他从未更改的思维方式——依据事实做决策,而不是感性。这使他成为一个理性的乐观主义者。

比尔·盖茨 受访者供图

  有创新不能解决的问题吗?

  自20多年前着手成立基金会以来,盖茨最聚焦的就是全球健康,认为这个领域存在最为严重的不平等问题。

  有待攻克的疾病众多,盖茨没选择更受关注、市场回报率高的癌症,而投向了没有充分市场激励又缺乏政府资金支持的疾病,特别是影响穷人最甚的传染性疾病。

  他较早瞄准的目标之一是腹泻。1997年盖茨读到一篇报道,说很多非洲贫困国家水源被严重污染,导致腹泻广泛传播,每年有310万孩子被夺去生命。那时盖茨初为人父,如此多的孩子因此丧命,是他无法接受和想象的事。由于缺乏污水处理系统,2017年全球仍有6.73亿人露天排便。一些国家无力负担为贫民窟修建完善的下水系统,以及提供配套的能源与水源。

  由此,盖茨带着团队开始“新世代厕所计划”——为低收入国家重新设计厕所系统,征集设计方案,并为应对成本问题在全球寻找合适的商业伙伴和市场。而中国具有相当优势,正在推广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迅速发展的高铁等都是“新世代厕所计划”的潜在市场机会,有市场就会形成良性循环,成本能在市场激励下大幅降低。

  盖茨想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预防脊髓灰质炎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接种疫苗。在尼日利亚,基金会团队利用高解析度卫星图像和算法,绘出了当地脊髓灰质炎分布的真实地图。为消除对疫苗的偏见,2010年,盖茨深入尼日利亚腹地拜访各地宗教领袖,倾听想法、回答问题,使当地领袖同意协助疫苗接种。

  2008至2010年,尼日利亚罹患脊髓灰质炎的儿童人数从798例锐减到21例。2013年,盖茨基金会发起“终结脊髓灰质炎”行动,宣布与机构联合体投入近60亿美元,在六年内根除脊髓灰质炎病毒。2018年,全球病例人数降到33例,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诸多国家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无脊灰认证。但“最后一公里”时,病例的数字和范围又增加了,新冠疫情的暴发亦迫使很多地区暂停疫苗注射和疾病监控。

  一次采访中,盖茨感慨:“这项事业比想象的更有挑战性。”即便这样,他仍然坚信创新与合作的力量。2022年,盖茨基金会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将增资12亿美元支持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GPEI)。盖茨表示,“消灭脊灰是一个触手可及的目标……在全球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能够彻底消灭脊灰,确保任何人都不再因脊灰而瘫痪。”

2002年,盖茨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向纳兹基金捐款1亿美元作为防治艾滋病专项资金。图片来源:Ic/cnsphoto

  创新狂人

  盖茨对科技创新的笃信和乐观并非没有道理,他一直在寻求如何利用创新解决难题。

  1955年10月,盖茨出生在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的一个中产家庭。那时的美国正处于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实力骤然增长,一些大型企业和单位开始尝试使用最前沿的科技产品——计算机。

  1968年,盖茨就读的湖滨中学斥资租用了一台计算机。对计算机感兴趣的学生成立了一个计算机小组,盖茨就是其中之一。这些人中,有一个比盖茨高两年级、叫保罗·艾伦的学生让盖茨一见如故,他们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一起钻研编程。

  盖茨和艾伦编写的程序很快有了实用价值,湖滨中学邀请他们为学校编写课程安排程序。1973年,他们尝试开发一款程序,以实现用机器读取和自动分析交通流量数据。

  盖茨坚信未来是计算机的天下,萌生退学专心研究计算机的想法,但还是在父母的要求下完成高中学业,考入了美国顶级学府哈佛大学的应用数学专业。

  1974年的一天,艾伦递给盖茨一本杂志,杂志上是一条改变世界的消息——后来被誉为PC之父的爱德华·罗伯茨研究出了第一台迷你个人计算机Altair 8800,但缺少可以让更多人使用的程序。

  在不眠不休几周后,他们编写出了运行程序,成就了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项创举,并获得18万美元创始资金。

  随后盖茨辍学创业,微软诞生了,并在第二年就与顶级客户合作:数据技术集团、国家收音机公司、花旗银行、通用电气……

  创业初期,盖茨的勤奋可以用疯狂来形容,没日没夜地待在办公室里写程序,微软也渐渐发展为个人计算机语言开发领域的“明星”。1980年微软拿下了蓝色巨人IBM的PC机开发操作系统订单,1986年微软上市,随后盖茨带领团队成功开发出里程碑式的Windows系统。20世纪90年代,微软已稳居软件公司头把交椅。

盖茨带领团队成功开发出里程碑式的Windows系统。图片来源:Ic/cnsphoto

  盖茨在中国

  与其说盖茨是创业家,不如说是产业预言家,他的远见和洞察力一直是微软成功的关键。1991年,在盖茨的领导下,微软创立了微软研究院(MSR),用以支持长期的计算机科学研究而不受产品周期所限。

  也正是这种洞见力和前瞻性,助力微软于1998年把研究院开到了中国,比多数美国科技大佬更早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1994年,盖茨首次到访中国,参观了中科院的计算机设备,认为中国软件工程具有极大潜力。1997年,盖茨在清华大学作了演讲,“中国大学生的才华和创造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访问对微软决定于1998年在北京建立研究实验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盖茨回忆。

  1998年,盖茨委托语音识别专家李开复创办微软中国研究院,三年后升级为“微软亚洲研究院”。这一决定对中国互联网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拉出一份研究院“毕业生”名单,几乎可以覆盖大半个中国互联网行业:百度原总裁张亚勤、金山软件原CEO张宏江、阿里云之父王坚、小米联合创始人林斌……

  微软亚洲研究院也没让盖茨失望,给了微软强力的技术支持,比如微软云Azure、Office、Windows、Bing、Xbox、HoloLens……脱胎于此的技术转移到微软的产品矩阵中,甚至在人工智能还只是个模糊概念的岁月,亚洲研究院就已将其视作未来的基础研究方向。

2007年,盖茨(右)和时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沈向洋在清华大学与学生座谈。徐曦弋 摄

  盖茨到访中国不下十次,见证并参与了中国互联网科技的演变进程。在他眼中,解决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挑战,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样本,其成功是推动世界发展的机遇。

  2017年11月,中国工程院公布新增院士名单,他当选外籍院士。一年后盖茨在受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会见时,被称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盖茨之前,鲜有人以企业家和慈善领袖的身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盖茨对媒体说,这对他是很大的褒奖。

  在慈善领域,盖茨同样看好中国的潜力。盖茨基金会与清华大学和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中国首个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创办的非营利性新药研发机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针对结核病、疟疾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传染病威胁进行新药研发。他还联合瑞·达利欧等人共同资助创建了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成为中国首个由社会力量创办的慈善事业人才培养机构。

  为什么做慈善?

  自2000年基金会成立之初至今,盖茨持续捐出的身家已经超过590亿美元。2022年,他公开宣布:“未来,我计划把几乎所有的财富都捐赠给基金会”,目标是“下降并最终脱离全球最富有人士的名单”。

  盖茨多次谈及,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极大不平等深深刺痛了他,促使他投身慈善事业。迄今,盖茨基金会资助的项目遍布全球超过140个国家,捐赠总额突破了700亿美元,致力于减少全球的不平等现象。

  慈善之外,能源是另一个盖茨最关心的话题。早在2015年巴黎气候峰会,盖茨就联合马云、扎克伯格、贝索斯等推出“突破能源联盟”,希望能在政府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他们自身资金帮助促进低排放技术的商业化,在有潜力的概念和切实可行的产品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

盖茨(左)与马云交谈。殷立勤 摄

  而这一鸿沟被称为“近乎不可逾越的死亡之谷”,投资清洁能源远比投资信息技术要难。2016年,盖茨牵头的“突破能源风险投资基金”成立,初始资金募集超10亿美元,专注于清洁能源创新项目,希望通过大规模、长期的私有投资来解决这一问题。

  盖茨身上有不少定语,技术天才、首富、预测者、慈善家……光环之外,他同样有解不开的题,但他信奉创新可以解决:“我有一把锤子,所以我看很多问题,都像是钉子,我就擅长这个,那就是我应对一切问题的方式。”依靠这个理念,他建立了微软,成为世界首富,又投入慈善事业。

  今年已68岁的盖茨,开始感觉时不我待。他最惧怕的事情就是大脑停止工作,但专注于解决问题的理性思维方式又带给他理性的乐观。在关于他的纪录片中,盖茨重复地念叨着:“太难了,真的太难了。”主持人问:“承担了这么多,放弃算了?”盖茨沉吟了片刻,回答:“有时候,你真的不得不说,我们放弃吧。但有时候,你得说,我需要更加努力。”(完)

【编辑:钱姣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