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香港7月22日电 题：专访作家马伯庸：历史的动力其实来自底层

　　中新社记者 韩星童

　　作家马伯庸是个对历史非常敏感的人。几年前来香港，他到访了宋皇台，在那块历史遗留的石碑前，他想了很多，想到南宋皇帝端宗和少帝被元朝军队追逼，流亡至此的狼狈与窘迫；想到国破家亡，南宋丞相陆秀夫万念俱灰，背着亡国之君帝昺在这里投海殉国。

　　“宋朝最后一抹余晖在香港落幕，这种历史与文学交叠的意境，非常触动人。”马伯庸在中新社记者专访中提及这事，稍早前，他坐车从机场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路上，看着风景、听着电台里的粤语金曲，偶然冒起的念头：如果要以香港为题材，他也许会写一个关于宋皇台的故事。

　　宋皇台的故事尚未有头绪，但这回马伯庸带着新作《大医》来香港书展，倒想谈谈中国近代医事传奇。他在这本小说里，写了三个出身、性格、际遇各不相同的年轻人，在1910年这一个关键节点，同时踏入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成为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大医”若史，以济世之仁心，在大时代浪潮的汹涌波涛中沉浮，在清末变局中发出一声呐喊。

　　故事萌芽于2017年，马伯庸到上海华山医院做讲座，顺带参观了院内的红会老楼。那座古典主义风格、三层砖木结构的外廊式建筑，便是百多年前华山医院的前身——“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暨医学堂”，也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医院。红色的砖墙坚固而沉默，正中央的“红十字”熠熠生辉，曾经的故人与流走的时光在此交会。

　　身处其中，马伯庸直觉性地感知到，“这里具有很高的故事性和思想意义”。当开始着手进行资料搜集，阅读了更多近代中国医学界可歌可泣却鲜为人知的事件与人物后，写作的冲动更为强烈，甚至带着些义不容辞的责任。比如，他在史料里读到，在1910年上海公共租界内暴发的那场鼠疫中，中国红十字会发起人、近代著名慈善家沈敦和在人人自危的时境下挺身而出，推行华洋分检，将租界内的中国人送到红十字会总医院检查，男女分开检查、接种疫苗。同时在4天内成立了一所传染病医院，用来隔离感染患者。

　　“中国近代史上很多大型公共医疗事件背后，都有很多为之付出努力的人。这些为了中国奋不顾身的医生，他们的贡献不应该被埋没，值得被世人所铭记。”观古知今，马伯庸相信，这些故事也能够深化当代人对医护人员的理解，从他们身上感受“大医”精神的赓续与连接。

　　类似隐藏于历史褶皱中的小人物，马伯庸还写过很多，《长安的荔枝》里在官场挣扎求生的唐朝小官吏李善德、《显微镜下的大明》里为“丝绢案”拨乱反正的算学天才帅家默、《古董局中局》里做古董生意的许愿等。这源于他爬梳史料时构建起的人民史观，“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发现，历史的动力并不来自帝王将相、英雄人物，而是来自底层。当普通老百姓产生同一个愿望、同一种诉求，它就会成为历史潮流，这才是历史动力所在。”马伯庸将他们从历史的阴影下拽出来，写得有滋有味、有笑有泪，透过想像补缀、还原他们淹没在时代电闪雷鸣下如雨滴般的微弱声响。

　　很多读者由此找到共鸣，并从中发现一种现代的节奏和逻辑。马伯庸将古今共通之处归结为人性本身，“对金钱的贪婪、对友情的背叛；对父母的孝顺、对君王的忠诚，种种正面和负面的人性从未跟随朝代更迭而改变。”在他看来，历史小说的写作更像一种思维训练和实验，面对亘古不变的人性，他所做的不过是将其放置到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任其演变。

　　他乐此不疲，如孩童般固执地蹲踞在不经意的角落，等待捡拾一些闪光的痕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