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期档的影院“爆款”是一部“国风”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7月24日0时，该片票房突破12亿元。影片以唐朝诗人李白与高适的交往为线索，呈现了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并刻画了杜甫、王维等“大唐群星”。有观众盛赞影片传神地还原了“诗歌帝国”的繁盛气象，“满足了我对盛唐‘浪漫主义’的全部幻想”；也有人感慨“谪仙人”和“世间人”的互文在当下仍能引起共鸣，“人到中年才能读懂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本报采访多位文化学者、文史作家及行业人士，他们对这部电影作出了自己的解读。
《长安三万里》是国漫界的“别格”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民进中央常委、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
《长安三万里》选择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到唐朝的文化之中，既是动画电影的“别格”，也是文化的“别格”。唐朝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特质之一就是诗歌，电影通过高适的回忆“趣说”唐朝，通过大量对唐朝生活以及富有活力的文化形态的刻画，展现出大唐最独特的精神气质，让观众通过电影感受唐朝诗人生活的同时，也接触到了中国的诗意，从感性的角度理解中国文化传统。
近10年来，国产动画电影已逐渐成为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载体，中国的动画电影在全球范围内也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型。
国产动画电影一直在追求民族风格，这也是中国动画电影的传统。一方面从国际动画电影中进行借鉴，更重要的是从传统美学中作深入的发掘，形成独特的风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万氏兄弟拍摄的《大闹天宫》，题材是传统的，从中国古代漆器铜器、出土文物、敦煌壁画、民间年画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因此，中国的动画电影具有独特的东方美学追求，形成了具有中国艺术追求的动画传统。《长安三万里》让人们感受到它既接续了中国动画的传统，也有其独特的创新。这部电影受到欢迎，证明该片与中国年轻一代的趣味相互贴合，尤其是吻合了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也是年轻一代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想象的呼应。
《长安三万里》可以说是一部由唐诗的名篇串联起来的电影，诗歌也是这部作品的主角。影片的巧妙之处在于，影片中的48首诗作多数是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涉及到的。唐诗浩如烟海，有将近5万首，影片中选取的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作品。坐在电影院，诗歌一出，瞬间和观众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诗歌成了这部动画电影成功的叙事“媒介”，唤起了大家的共鸣。诗歌可以让人们感受文化的力量。中国观众能够零距离、无障碍地“进入”这些诗歌，其实是他们“进入”这部电影的重要的路径。
有人认为影片中对于高适的形象塑造有可以商榷之处，而且，与李白交好的历史人物不乏贺知章、郭子仪、杜甫、张旭等人，为何偏偏选择高适？其实这个角度正是比较独特的。高适和李白的对照，其实是一种性格的对照，也是一种不同生活选择的对照，由此让人们看到诗人的不同道路和命运。另外，这部电影是一部当下的文艺创作，只要符合历史的整体脉络，观众不妨将其看作是对历史的“趣说”，在“趣说”中让唐诗活起来，讲述独属于中国人的文化精神。
这部电影最大的特色是文化背景深厚，对于中国人“诗心”“诗意”的表达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也是吸引人的要素。若论文化“出海”，这部电影面临的挑战也同样是由于文化背景深厚——这部电影深深植根其间的唐诗和唐代文化，其文化符号和表达方式都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处，因此对于海外观众来说，跨文化理解有难度。在跨文化传播中，如何避免出现“文化折扣”，如何让这个故事更好地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受众接受，还需要我们做出更多的努力。
当然，文化“出海”本就需要跨越文化壁垒。我们对于文化传播充满乐观，相信独特的东方文化一定会通过动画电影等媒介会被外界了解甚至部分接受，让外国观众也能看懂。这需要我们久久为功，不断努力。
盛唐的华章是刻在骨髓里的文化记忆
(王海云，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民进会员)
我是在徽州一个县城里看的《长安三万里》，手牵着小儿，进场前他要买一瓶饮料、一包薯条。在观影的过程中，五岁小儿尚不知那些词句，而坐在他身后的小学生们自每首诗的伊始就开始跟随着片中的人物吟诵。观影的时候最厌弃周遭的纷扰，然而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却会被周围那些稚嫩的声音所感动。如果说中华文化之美是词句中的诗情画意，那么盛唐的华章就是其中最华美的文化记忆。
“写诗”是那个时代里人人都会的事情，大到豪迈的家国情怀，小到一花一叶的秀美，都可以寄情于诗篇。在一个诗歌被欣赏的时代里，创作被鼓励，才华被重视。优秀的诗人聚集在一起，天马行空，恣意挥洒，碰撞出更多的灵感和才情。酒肆里文人们相聚对诗，胡姬飞旋舞蹈的华丽场面，是盛唐最光芒四射的写照。酒肆里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传颂千年，响当当的大文人。演到这个场面的时候，电影院里的孩子们最为兴奋，甚至有些小孩儿站起来跟着诵读。孩童们稚气的声音就像片中为高适读诗的小学童，也许懵懂，但终有一日会懂。
人到中年，也算有些阅历和感怀，就像片中的李白，纵情山水诗歌也总有一时壮志未酬。在经历了人生波澜和坎坷之后，从群鸟飞翔于高空，到漂泊终年终得一叶扁舟回到中原。当他站在舟头吟出“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那一刻，我已经无法抑制我的泪水。大才如谪仙，也要面对生活的重击，但即便遭遇了诸多坎坷，他仍有翩然自得的心境和感怀。
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些来自古代的诗歌记忆是属于一个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幼童时的诵读默念给与了我们面对生活的丰富感受和语言，面对孤独的时候可以“举杯邀明月”，去向远方的时候可以相信“莫愁前路无知己”，眷恋爱人的时候懂得赠以相思红豆，努力攀登的时候可以用“一览众山小”来勉励自己。即使是稚童如吾家五岁小儿，在听到熟悉的《静夜思》时也会抬头问我什么是“思故乡”。
《长安三万里》正是将这样的诗歌记忆以“盛唐群英会”的形式展现在观众的面前，也许有人觉得电影时长过长，但我能够理解编剧的不能割舍。这样的文化记忆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诗意认知和审美基础，正是带着这样优美的过去而来，我们才是这样一个独特的文明，情感丰沛，精神饱满。
中华文明五千年来总有许多这样以诗歌为盛的时代，看着长安酒肆里的诗人，不免会想起当年西南联大璀璨的大先生们，想起20世纪80年代北京小酒馆里的海子、北岛、骆一禾们。那时候他们都很年轻，都踌躇满志，相信未来。
余光中先生写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长安三万里》写李白，现实的坎坷在华美的诗篇面前微不足道。他潇洒如谪仙，最终翩然而去。在漫长的岁月里，他的词句终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流淌在骨血里，代代相传。
沉浸式感受大唐
(陈维东，中国美协艺委会动漫艺委会委员，天津神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无党派人士)
《长安三万里》在技术层面做得比较成熟，尤其在场景转换、画面质感等方面都做得不错，在对人物的挖掘和角色塑造方面也表现优秀。该片主创在表达文化观点时做出了一些特别的尝试，我觉得很有趣。
比如在盛唐阶段，所有的诗人——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文化人，他们作为时代的脊梁，到底在追求什么？从电影里看，他们似乎在追求被认可，具体体现在追求功名利禄，甚至不惜为此讨好权贵。这是深埋在影片里的一个价值观之问：文化是为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提问很深刻。创作者借用商业的表现手法，把深层的思考巧妙地融进去，我非常钦佩这种尝试。以往一些导演想表达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或人文思想观，仅仅通过简单的剧情或借由简单的台词去表达。其实，国产动画如果想讲一些深刻的东西，可以学习《长安三万里》的这种方式。
我们做文化传播的时候，传播的是一种信息符号，由信息符号组合成一种价值观和文化观，传递给受众后，成为他们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一部分。传播传统文化时为什么会遇到阻力？这主要是缺乏文化传播的情境。现在流行一个词叫“沉浸式”，即传播者创造出特有的情境，让你的情绪、情感、思维、意识能够全方位体验到文化内容。这种“沉浸式”正好解决了上述问题。就像大唐由盛转衰这种重大历史转折，原本离我们很遥远，但通过这部电影，人们会更加感同身受。
章雪峰新书《唐诗里的唐朝》讲述唐朝历史以及多位著名诗人的人生境遇。(花城出版社供图) 我看到了我心中的长安
(章雪峰，作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编审。其新书《唐诗里的唐朝》近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书中《高适的官途》一节，讲述高适如何在年过半百时迎来命运转机，从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幕府的“办公室主任”做起，一步步成为“官场最得意的唐朝诗人”。)
公元744年，李白遇见了杜甫。按照闻一多先生的说法，这次见面相当于“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闻一多先生还认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个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在真实的历史中，高适也加入了这次见面。三人在汴州同游梁园，一起出游，一起酒聚，“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这一年，李白44岁，高适41岁，杜甫最年轻，才32岁。他们一直相聚到秋天，才各奔前程。
这是历史上高适和李白、杜甫的第一次见面。并不像《长安三万里》中高适和李白的第一次见面那么具有戏剧性。在电影里，高李二人由误会而相识，进而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电影以他俩的交往为时间线索，向我们展示了大唐帝国和帝都长安。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盛唐，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长安。从《长安三万里》中，我似乎看到了我心中的盛唐、我心中的长安。
电影的画面是精美的。长安城的宏大布局、街巷酒肆、人间烟火，绿水青山的江夏，金戈铁马的边塞，电影中大唐的万里河山像画卷一样在我们眼前展开。
电影的细节是讲究的。我从高适、李白等人物的衣服上看到了联珠纹、花叶纹、狩猎纹、团窠纹等等熟悉的唐代纹样，这些纹样，穿越千年，依然熠熠生辉；我从李白、高适交往的画面中听到了“高三十五”的称呼，这一称呼，穿越千年，依然如雷贯耳。更何况，还有那被一再诵读的四十多首诗词。
看完电影后，千年之后的我们会思考：一起畅谈人生理想、并肩往前的伙伴，为什么会“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之后，一为节度使，一为阶下囚？甚至还会想：自己在多年的职场努力之后，会成为高适吗？不会成为李白吧？《长安三万里》留给我们现代人的思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彭敏的《曾许人间第一流》讲述多位著名诗人的作品与故事。(百花文艺出版社供图)李白是“谪仙人”也是“世间人”
(彭敏，作家，《诗刊》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中国诗词大会》第五季总冠军。其《曾许人间第一流》一书2022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以轻松幽默的笔触讲述李白、杜甫、苏轼等诗人的生活与追求。)
《长安三万里》我已经“二刷”了。有些第一遍没完全看明白的地方，比如高适暮年沙场一战，我“二刷”才明白，原来他的计谋是先放弃一城、退守第二座城，把敌人引到两座城中间再“瓮中捉鳖”，这一计来自李白说过的“要骗就把对方骗彻底”——这其中的联系，“二刷”时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
电影里有很多“名场面”。比如李白、高适第一次相遇，是在夕阳下的芦苇荡中；再比如高适的《燕歌行》，电影画面让我看得快要潸然泪下；还有《将进酒》那一段，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飞腾的部分——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那种“压抑中的张扬”——展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把诗坛“众神”还原为“人”。比如杜甫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沉郁顿挫、苦大仇深，整天忧国忧民。其实他是到中年之后，人生才越来越惨淡。在前半生，他也是鲜衣怒马的公子、衣食无忧的“官二代”。他小时候也是一个活泼、调皮的孩子。他自己也说，“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像牛犊子一样整天跑来跑去，而且“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他也曾非常“傲娇”，所以会写出“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这样的句子，对于扬雄、曹植这些前辈大文豪，他觉得“我跟他们差不多”。
再如李白。电影里展现了“诗仙”的一面。同时，观众会发现李白也要追求世俗世界的出路，会到处干谒，还会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种拍马屁的话。而且，李白是商人之子，两次正式婚姻都娶了前宰相的孙女，还是做上门女婿，但他似乎没有太多心理包袱。这些都是他为了改变自己的阶层所做的努力。
长期以来，我们喜欢把这些诗人无限拔高，赋予他们一些“不近人情”的完美品格。但根据史料，很多诗人并不是那样，这次电影的还原，就是非常好的一次尝试。透过历史的烟尘，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晰。比如电影里《将进酒》的片段，前面天马行空、昂扬蓬勃，画面一转，回到现实，变成了冷色调，李白的形象有些憔悴，甚至还能看到他的小肚子——“天上的李白”和“人间的李白”有了一个全面、立体的呈现，也让我们能够“触摸”到一个更加真实的李白。(完)(本版文字由《中国新闻》报记者 刘军 程小路 作者 罗鲁峤 尹李梅 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