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被视为冷门专业，如今却火爆起来，常有高考状元选择考古专业，考古话题也经常成为热搜。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考古学在展示中华文明起源、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等方面有哪些重要价值？“道中华”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先生进行了专访。
记者：考古学曾被视为冷门专业，近年来却非常火爆，相关话题常成为热搜，您如何看待考古从冷门变成显学？
刘国祥：这个问题可以从多个角度探讨。与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相比，考古学需要走出书斋，通过田野考古调查或发掘获取实物资料，来研究古代社会，复原人类历史。有些考古遗址分布在偏远山区，条件比较艰苦。这样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可能只有少数人愿意去搞考古。就研究内容而言，普通人可能觉得枯燥，这也是以往人们不太关注考古的原因。考古学属于小众，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从事这项工作。2021年末，全国文物机构从业人员仅有18.15万人。
▲仰韶文化彩陶。(图片来源：三门峡博物馆官网) 我对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划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21—1948年，第二阶段为1949—1977年，第三阶段为1978—2011年，第四阶段为2012年至今。
新中国以前的考古学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田野考古成果，但从业人员规模有限，不成体系。瑞典人安特生认为仰韶文化彩陶由西向东传入，据此提出中华文明起源西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最大的一个成绩就是否定了西来说，确定本土说，形成了中原中心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秉琦先生提出“满天星斗”说，主张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他划分了六大文化区，每个文化区都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和独特贡献。史前中国文明起源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历史时期仍是如此，最后延伸到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动性地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古发掘，还有大量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了很多成果，积累了丰富资料。国家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考古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国家的投入增多，各省及一些重点地市都建立了专门的考古研究机构。与此同时，我们加强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建立了一批考古遗址博物馆，比如说金沙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等等。
21世纪以来，考古学的重要性慢慢地被大众所认知，人们认识到考古文物在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等方面的重要价值。考古学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脉络，灿烂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坚定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有助于增强文明互鉴与理解。
现在央视经常播放与考古文物相关的纪录片，比如《中国考古大会》，以生动形象、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了很多观众。再比如说三星堆遗址发掘的过程中，数百家媒体进行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进行直播，让大众了解考古发掘过程，尤其是见证珍贵文物出土的瞬间，很吸引人。以前大家觉得考古比较艰苦，现在又觉得考古很有趣、有意义。以前学考古的基本都是男生，现在很多女生喜欢去学考古，考古学从冷门变成显学了。
记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如何增强了我们对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理解？
刘国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2002年开始启动，涉及考古学、历史学等20多个学科，60多个单位的4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它是一项系统性的考古工作，主要针对一些典型的遗址，特别是都邑性遗址开展考古工作，取得显著的成就。
过去认为进入“文明”的标准别是城市、金属器(青铜器)、文字，这只是西方提出的一种标准。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认定，中国进入“文明”的时间只有3000多年，以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为标志。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文明”定义提出了中国方案，认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了阶级、王权和国家。由此可见，考古学是证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途径。
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可以看到等级社会。墓主人等级地位有高低之分，随葬玉器的种类、数量多寡以及组合关系，都有明确的变化。大墓出土的玉器种类数量相对多，有些玉器组合只限于在大型墓，大型墓位于“方形冢”的正中间，小墓位于边缘。牛河梁遗址也是祭祀场所。它有女神庙、积石冢群、祭坛，尤其是三环石坛，它的内径是11米，中径是15.6米，外径是22米。据冯时先生研究，它是中国最早的盖天图解，能够看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古代的天文历法都已体现。
▲石峁遗址出土的精美玉器。(图片来源：齐齐哈尔新闻网) 陕西石峁遗址距今4300—3800年，有内城、外城，皇城台。皇城台是宗教祭祀的场所，具有宗教信仰和礼仪功能，还蕴含着礼仪、天文、宇宙观。
山西陶寺城址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约距今4300—3900年之间，城内分布有宫殿区、墓葬区、仓储区、垃圾倾倒区，表现出井然有序的规划布局。大型宫殿式建筑、大墓颇为奢华，文化因素多样；陶寺文化玉石器、高级陶器、漆器、铜器等的制作当已专业化。
石家河城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规模最大、文化最为璀璨的都邑性聚落，距今4600—4000年。
距今5300—4300年，良渚文化进入了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良渚古城城址包括宫殿区、内城、外城三重格局，高度由内而外逐次降低，等级差异明显。良渚文创造了以玉琮、玉钺、玉璧为代表的玉礼器系统，以其作为社会身份和等级的象征。良渚文化的稻作水平非常发达，在池中寺台地勘探出一片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的炭化稻谷堆积，包含近20万公斤的碳化稻谷，充分显示出城内粮食储藏量巨大。良渚文明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哈拉巴文明等基本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社会。
▲良渚玉器。(图片来源：良渚博物馆官网) 总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历程；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距今4300年至4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中原地区崛起，在汇聚吸收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为进入王朝文明奠定基础。
记者：在不同地区的考古遗址中都发现了玉器，玉器是如何起源的，对中华文明有怎样的影响？
刘国祥：费孝通先生认为玉文化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经常用“温润如玉”来形容君子美德，中国人以柔克刚的性格也与玉文化有关。玉器的起源与原始宗教有关。在8000多年前，兴隆洼文化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玉器，然后向全国其他地区传播，乃至传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本桑野遗址出土的玉器，在造型、工艺，甚至材料等方面，与兴隆洼文化玉器非常相近，这表明中日史前时期存在文化交流。
▲良渚玉琮。(图片来源：良渚博物馆) ▲玉钺。(图片来源：良渚博物馆官网) 良渚文化玉器也非常发达，在反山12号墓地发现“玉琮王”，它的形状内圆外方，中间为圆孔。“方”象征着地，“圆”象征着天，体现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上面雕刻的神人兽面纹，在1毫米的宽度里雕刻了5至6条阴线，体现了良渚文化精致的雕刻技术。玉钺象征王权，整体光素无纹，造型规整，抛光相当精致。距今4300年以后，良渚文化走向衰亡，但良渚式玉琮开始出现于甘青地区、江汉地区等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最终汇入夏商周三代文明，成为重要的礼仪用器。
记者：有些人认为，解读中国历史，必须以正史为基础，考古只是拾遗补缺，或者锦上添花，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刘国祥：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发展是世界学术的主流，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也是融合发展。中国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这是很大的优势，但也不应忽视考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持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强调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来证实历史。例如，安阳殷墟甲骨文记载的商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完全一致，殷墟的发掘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商朝是信史，体现出考古学的重要意义。
中国各大博物馆展厅里摆放的精美文物，绝大多数都是考古发掘出土的，考古为博物馆建设提供展品支撑，使文物得到有效保护，传承中华文明。比如说海昏侯墓，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极大拓展了汉代历史研究空间。我倡导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历史，鼓励广大青少年利用暑期寒假，多去博物馆走走看看。随着考古学的深入发展，考古材料越来越多，材料梳理的难度增大，需要进行数据库建设，这是考古学研究方式与研究理念的一个变化，也是我对未来考古学的一个展望。
记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拥有全国顶级的考古专业队伍，考古所当下和今后阶段考古发掘的重点是什么？
刘国祥：中国考古学体系建设，是我们的重要任务。原来对旧石器时期考古关注不够。旧石器考古、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衔接过渡，将是我们今后研究重要方向。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城市起源，都是我们要研究的课题。我们的发掘时段涉及旧石器、新石器、夏商周到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等不同阶段。
继续加强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全国各主要省、市、自治区都有田野考古工作队，比如说我自己所在的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在赤峰地区进行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下一步将对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进行发掘和研究，据此开展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研究。
大力加强边疆考古，我们这两年在青海的考古工作很出色，发现了血渭一号大墓。在青海乌兰泉沟发现了一座吐蕃时期的大墓，发现里面有壁画，有鎏金的王冠，还有镶嵌绿松石的金杯，具有明显的多元文化风格。
公共考古也是我们的工作内容，我们要及时把考古成果传播出去，满足公众对考古成果的需求。
我们也要加强海洋考古，水下也有丰富的文化遗产，需要用一些特殊的仪器设备把它们发掘出来，保护起来。
我们的考古也走出去了，与洪都拉斯、埃及、乌兹别克斯坦、罗马尼亚等开展联合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增强了世界不同地区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为增强文明互鉴提供了坚实基础，也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也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之一。
受访者简介：
刘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委员、科研处处长、公共考古中心常务副主任、博士生导师。2017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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