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祥:探源中华文明,考古学何以成显学?
本文摘要:考古学被视为冷门专业,如今却火爆起来,常有高考状元选择考古专业,考古话题也经常成为热搜。与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相比,考古学需要走出书斋,通过田野考古调查或发掘获取实物资料,来研究古代社会,复原人类历史。

  考古学被视为冷门专业,如今却火爆起来,常有高考状元选择考古专业,考古话题也经常成为热搜。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考古学在展示中华文明起源、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等方面有哪些重要价值?“道中华”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先生进行了专访。

  记者:考古学曾被视为冷门专业,近年来却非常火爆,相关话题常成为热搜,您如何看待考古从冷门变成显学?

  刘国祥:这个问题可以从多个角度探讨。与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相比,考古学需要走出书斋,通过田野考古调查或发掘获取实物资料,来研究古代社会,复原人类历史。有些考古遗址分布在偏远山区,条件比较艰苦。这样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可能只有少数人愿意去搞考古。就研究内容而言,普通人可能觉得枯燥,这也是以往人们不太关注考古的原因。考古学属于小众,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从事这项工作。2021年末,全国文物机构从业人员仅有18.15万人。

▲仰韶文化彩陶。(图片来源:三门峡博物馆官网)

  我对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划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21—1948年,第二阶段为1949—1977年,第三阶段为1978—2011年,第四阶段为2012年至今。

  新中国以前的考古学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田野考古成果,但从业人员规模有限,不成体系。瑞典人安特生认为仰韶文化彩陶由西向东传入,据此提出中华文明起源西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最大的一个成绩就是否定了西来说,确定本土说,形成了中原中心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秉琦先生提出“满天星斗”说,主张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他划分了六大文化区,每个文化区都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和独特贡献。史前中国文明起源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历史时期仍是如此,最后延伸到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主动性地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古发掘,还有大量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了很多成果,积累了丰富资料。国家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考古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国家的投入增多,各省及一些重点地市都建立了专门的考古研究机构。与此同时,我们加强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建立了一批考古遗址博物馆,比如说金沙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良渚博物院等等。

  21世纪以来,考古学的重要性慢慢地被大众所认知,人们认识到考古文物在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等方面的重要价值。考古学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脉络,灿烂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坚定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有助于增强文明互鉴与理解。

  现在央视经常播放与考古文物相关的纪录片,比如《中国考古大会》,以生动形象、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了很多观众。再比如说三星堆遗址发掘的过程中,数百家媒体进行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进行直播,让大众了解考古发掘过程,尤其是见证珍贵文物出土的瞬间,很吸引人。以前大家觉得考古比较艰苦,现在又觉得考古很有趣、有意义。以前学考古的基本都是男生,现在很多女生喜欢去学考古,考古学从冷门变成显学了。

  记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如何增强了我们对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理解?

  刘国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2002年开始启动,涉及考古学、历史学等20多个学科,60多个单位的4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它是一项系统性的考古工作,主要针对一些典型的遗址,特别是都邑性遗址开展考古工作,取得显著的成就。

  过去认为进入“文明”的标准别是城市、金属器(青铜器)、文字,这只是西方提出的一种标准。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认定,中国进入“文明”的时间只有3000多年,以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为标志。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文明”定义提出了中国方案,认为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形成了阶级、王权和国家。由此可见,考古学是证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途径。

  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可以看到等级社会。墓主人等级地位有高低之分,随葬玉器的种类、数量多寡以及组合关系,都有明确的变化。大墓出土的玉器种类数量相对多,有些玉器组合只限于在大型墓,大型墓位于“方形冢”的正中间,小墓位于边缘。牛河梁遗址也是祭祀场所。它有女神庙、积石冢群、祭坛,尤其是三环石坛,它的内径是11米,中径是15.6米,外径是22米。据冯时先生研究,它是中国最早的盖天图解,能够看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古代的天文历法都已体现。

▲石峁遗址出土的精美玉器。(图片来源:齐齐哈尔新闻网)

  陕西石峁遗址距今4300—3800年,有内城、外城,皇城台。皇城台是宗教祭祀的场所,具有宗教信仰和礼仪功能,还蕴含着礼仪、天文、宇宙观。

  山西陶寺城址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约距今4300—3900年之间,城内分布有宫殿区、墓葬区、仓储区、垃圾倾倒区,表现出井然有序的规划布局。大型宫殿式建筑、大墓颇为奢华,文化因素多样;陶寺文化玉石器、高级陶器、漆器、铜器等的制作当已专业化。

  石家河城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中游规模最大、文化最为璀璨的都邑性聚落,距今4600—4000年。

  距今5300—4300年,良渚文化进入了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良渚古城城址包括宫殿区、内城、外城三重格局,高度由内而外逐次降低,等级差异明显。良渚文创造了以玉琮、玉钺、玉璧为代表的玉礼器系统,以其作为社会身份和等级的象征。良渚文化的稻作水平非常发达,在池中寺台地勘探出一片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的炭化稻谷堆积,包含近20万公斤的碳化稻谷,充分显示出城内粮食储藏量巨大。良渚文明与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哈拉巴文明等基本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成熟文明和早期国家社会。

▲良渚玉器。(图片来源:良渚博物馆官网)

  总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历程;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志的中国方案,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距今4300年至4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区域文明相对衰落,中原地区崛起,在汇聚吸收各地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为进入王朝文明奠定基础。

  记者:在不同地区的考古遗址中都发现了玉器,玉器是如何起源的,对中华文明有怎样的影响?

  刘国祥:费孝通先生认为玉文化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经常用“温润如玉”来形容君子美德,中国人以柔克刚的性格也与玉文化有关。玉器的起源与原始宗教有关。在8000多年前,兴隆洼文化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玉器,然后向全国其他地区传播,乃至传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本桑野遗址出土的玉器,在造型、工艺,甚至材料等方面,与兴隆洼文化玉器非常相近,这表明中日史前时期存在文化交流。

▲良渚玉琮。(图片来源:良渚博物馆) ▲玉钺。(图片来源:良渚博物馆官网)

  良渚文化玉器也非常发达,在反山12号墓地发现“玉琮王”,它的形状内圆外方,中间为圆孔。“方”象征着地,“圆”象征着天,体现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上面雕刻的神人兽面纹,在1毫米的宽度里雕刻了5至6条阴线,体现了良渚文化精致的雕刻技术。玉钺象征王权,整体光素无纹,造型规整,抛光相当精致。距今4300年以后,良渚文化走向衰亡,但良渚式玉琮开始出现于甘青地区、江汉地区等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最终汇入夏商周三代文明,成为重要的礼仪用器。

  记者:有些人认为,解读中国历史,必须以正史为基础,考古只是拾遗补缺,或者锦上添花,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刘国祥: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融合发展是世界学术的主流,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也是融合发展。中国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这是很大的优势,但也不应忽视考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持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强调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来证实历史。例如,安阳殷墟甲骨文记载的商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完全一致,殷墟的发掘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商朝是信史,体现出考古学的重要意义。

  中国各大博物馆展厅里摆放的精美文物,绝大多数都是考古发掘出土的,考古为博物馆建设提供展品支撑,使文物得到有效保护,传承中华文明。比如说海昏侯墓,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极大拓展了汉代历史研究空间。我倡导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历史,鼓励广大青少年利用暑期寒假,多去博物馆走走看看。随着考古学的深入发展,考古材料越来越多,材料梳理的难度增大,需要进行数据库建设,这是考古学研究方式与研究理念的一个变化,也是我对未来考古学的一个展望。

  记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拥有全国顶级的考古专业队伍,考古所当下和今后阶段考古发掘的重点是什么?

  刘国祥:中国考古学体系建设,是我们的重要任务。原来对旧石器时期考古关注不够。旧石器考古、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衔接过渡,将是我们今后研究重要方向。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城市起源,都是我们要研究的课题。我们的发掘时段涉及旧石器、新石器、夏商周到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等不同阶段。

  继续加强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全国各主要省、市、自治区都有田野考古工作队,比如说我自己所在的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在赤峰地区进行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下一步将对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进行发掘和研究,据此开展西辽河流域的史前文明研究。

  大力加强边疆考古,我们这两年在青海的考古工作很出色,发现了血渭一号大墓。在青海乌兰泉沟发现了一座吐蕃时期的大墓,发现里面有壁画,有鎏金的王冠,还有镶嵌绿松石的金杯,具有明显的多元文化风格。

  公共考古也是我们的工作内容,我们要及时把考古成果传播出去,满足公众对考古成果的需求。

  我们也要加强海洋考古,水下也有丰富的文化遗产,需要用一些特殊的仪器设备把它们发掘出来,保护起来。

  我们的考古也走出去了,与洪都拉斯、埃及、乌兹别克斯坦、罗马尼亚等开展联合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增强了世界不同地区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为增强文明互鉴提供了坚实基础,也提升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也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之一。

  受访者简介:

  刘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委员、科研处处长、公共考古中心常务副主任、博士生导师。2017年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编辑:李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