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8月27日电 (国璇 孙敏)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王国引渡条约》是中国对外缔结的第一项双边引渡条约。“经过30年不懈努力，中国逐步构建起覆盖五大洲的条约网络，已迈入司法合作条约体系相对先进的国家行列。当然，在百年变局下，引渡工作也面临着新挑战。”谈及中国在对外缔约和引渡国际合作中的经验与挑战，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处长史晓斌如是说。

　　26日，由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主办的“中国对外缔结引渡条约30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围绕“缔结引渡条约30年的成就和挑战”等议题从理论与实务多角度展开专题研讨。

　　史晓斌介绍，中国双边引渡条约缔约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从无到有，实现突破。改革开放后，中外交流急剧增多，经贸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以中泰引渡条约为基础，中国先后与白俄罗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缔结了引渡条约。

　　第二阶段为由易到难，打破坚冰。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2005年中国和西班牙签署引渡条约，双方就死刑问题和无期徒刑问题两个关键问题达成一致，打开了中国同西方国家缔结引渡条约的突破口。此后，中国与法国、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塞浦路斯、希腊6个欧盟成员国缔结了引渡条约。

　　第三阶段为由点及面，织密“法网”。截至目前，中国已与各国缔结双边引渡条约60项，其中亚洲国家20个、欧洲国家14个、非洲国家14个、拉美国家11个、大洋洲国家1个，初步构建并不断织密覆盖五大洲的司法合作条约网络。

　　中国用大约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司法合作条约缔约历程。“这一历程也增加了外方对中国司法制度的认同，提升了中国对外方司法制度的了解，培养了一批涉外法治人才。”史晓斌说。

　　而由于法律差异、人才队伍建设等多重因素，中国引渡工作仍面临挑战。

　　“近年来，引渡实践的泛政治化倾向更加强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G20(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主任、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秀梅说。她也指出，在外部实践中还存在司法信任、涉外法律人才不足和引渡跟风等问题。

　　王秀梅认为，引渡的内部实践中也存在难点。第一，罪和刑的认定的问题。无论针对职务犯罪还是经济犯罪，在发出引渡请求时，需要对罪行和刑罚认定准确。第二，引渡前羁押问题。要尊重被请求引渡国家的法律，遵守其诉讼法可能有的时间限制，在期限内及时补充证据。第三，王秀梅以“中行开平案”为例指出，对于腐败犯罪分子卷款外逃等在实践中难以引渡的情况，需积极采取域外诉讼等措施，充分应用“或起诉或引渡”原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