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18日电 题：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为何成为全球第一例茶主题世界遗产？
——专访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文本首席专家、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陈耀华
中新社记者 应妮
自从2010年开始启动普洱景迈山古茶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起，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陈耀华就开始跟随这一项目。作为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文本首席专家，他用13年时间见证了申遗全程，一步步从零开始到成功时刻。
在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际，陈耀华教授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详细阐述了该项目的历史由来和价值所在。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很多省份都产茶，即使云南本省也有很多茶山。为什么是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成为全球第一例茶主题的世界遗产？
陈耀华：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位于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平均海拔高度在1400米左右。这里山高林茂，地形、气候和土壤条件十分适合普洱茶生长。一千多年前，布朗族先民在迁徙途中发现野生茶树，于是在景迈山定居。他们在森林中建寨，在寨子周围栽培茶树，探索出利用森林生态系统、在高大乔木下种植茶树的林下茶种植技术，并与傣族等世居民族一起，历经千年的保护与发展形成了林茶共生、人地和谐的古茶林文化景观。
云南普洱，当地村民在景迈山古茶园采茶，这里的茶树树龄大多在百年以上。刘冉阳 摄 其中，林下茶种植传统通过延续至今的社会治理体系、文化传统以及独特的茶祖信仰保存下来，传承千年且依旧充满活力，是人类茶种植模式的见证，森林农业开发的典范。同时，以土地利用和村镇建设技术为代表的传统知识体系，塑造了景迈山以古茶林为核心，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空间合理分布、功能有机融合的整体景观，创造了宜居和可持续的山地人居环境，保证了当地社会经济一千多年的稳定和发展。
为什么是景迈山？不止你有这个疑问，在申遗过程中不少其它茶山和云南当地人也有这个疑问，这就涉及到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独特之处。首先就是景迈山古茶林的林间开垦和林下种植技术，这是当地世居民族在逐渐摸索茶树生长习性的基础上对森林自然环境的模拟和利用，充满生态智慧，这也是景迈山区别于国内外很多茶园的根本所在。
以林间开垦来说，为了有效防止大风、霜冻和病虫害传播等自然灾害，景迈山的先民们选择在森林间有限度地片状开发古茶林。他们一方面围绕村落控制茶园开垦范围，另一方面在开垦的古茶林外围保留森林防护带，禁止砍伐的森林带宽约40米，围绕在茶林周围，布朗族称之为“背”。而茶林和茶林之间也会保留一定面积的森林作为分隔防护林。如今，这些分隔防护林大部分都得以保留。
景迈山的古茶园。刘冉阳 摄 从林下种植来说，云南大叶茶是耐阴、喜温、喜湿的作物，当光强达到80%左右时，茶树达到最佳生长状态与最大产量。景迈山先民逐渐认识到茶树的生长习性，在天然林中砍去部分对茶树生长不利的乔灌木而保留一定的遮阴乔木，然后栽种茶树，养护茶园。这种古老而特殊的林下种植技术使古茶林呈现出明显的“乔木层一灌木层(茶树主要分布层)一草本植物层”的上、中、下立体群落结构。上层主要生长多依、红椿、榕树等高大乔木，中层以古茶树为优势树种，同时分布有樟科、杜鹃花科等植物，下层为禾本科、药材、野生蔬菜等草本植物。这样一来，桂树、多依、樟树等特有的香味不仅利于防治病虫害，还会传递给茶叶，使茶叶具有天然的香气。古茶林自形成至今，不施肥料、不洒农药，主要靠自然落叶和草本植物层提供营养，以群落的生物多样性来防治病虫害。这一土壤肥力自我维持、病虫害自我控制的稳定、高效的生态种植模式，是全球古老而独特的林下茶种植传统的杰出代表，是人类早期茶种植模式的活化石。
当然，云南的很多古茶山历史上也都是这种种植方式，并且也都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存，尤其是茶叶加工和贸易、运输通道的遗迹。和它们相比，景迈山独特的茶文化尤其是茶祖信仰、土地的平面和垂直利用方式以及村寨建设技术、人地关系等具有鲜明的特色，它和中国众多茶山一起，构成中华民族茶文化大家庭。
云南昆明，来自普洱景迈山的茶企参加第四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刘冉阳 摄 中新社记者：在景迈山实地采访中，我们看到当地古村寨不仅历史风貌俨然如故，最难得是依然活力满满。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画面仿佛如同一处世外桃源。这样的样貌是如何形成的？
陈耀华：景迈山古茶林遗产区共有9个传统村落，人口近5000人。其中南部5个为布朗村寨，北部4个为傣族村寨。景迈山世居民族在漫长的历史生活中与茶相伴，以茶为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茶文化，包括种茶、制茶等生产文化，食茶用茶、民族习俗、民居建筑等生活文化，品茶咏茶、民间艺术、宗教信仰、民族精神等精神文化。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千年传承以及和谐相处依赖于其传统保护机制，包括传统信仰体系、传统社会治理体系、传统茶文化和传统知识体系等“四个传统”。
在传统信仰体系方面，一是基于万物有灵的传统信仰，景迈山世居民族相信山、水、虫、兽万物皆有神灵，必须敬畏，因此爱护自然环境成为人们的日常行为准则。二是茶祖信仰作为一种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宗教崇拜结合体，促进了景迈山世居民族的族群认同和集体自觉，景迈山世居民族把发现茶叶的部落祖先敬为茶山守护神，每年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破坏森林和古茶林的行为将受到惩罚。三是宗教信仰维系了景迈山世居民族的价值观，向世居民族传递了爱护自然、爱护茶林、与人为善的基本价值观。
云南澜沧景迈山上的少数民族村寨。任东 摄 在传统社会治理体系方面，景迈山世居民族具有独特的“三方协力共管模式”，即政府官员、部落头人(1949年以后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代替)和宗教人员实施共同管理。三者互有分工，又密切合作，较好地实施了景迈山社会治理。村内的一些重大事务由头人和老人、宗教人员讨论决定。
在传统茶文化方面，丰富多彩的茶文化，深刻影响着世居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生产生活。景迈山的传统茶文化既包括世居民族种茶制茶的生产文化，又包括食茶用茶、民族习俗、民居建筑等生活文化，更离不开品茶咏茶、民间艺术、民族精神等精神文化。景迈山茶文化塑造了勤劳踏实、坚韧拼搏、热爱生活、善良温和的民族性格，使得景迈山的多元文化共存；尊重自然、和谐共处的道德伦理使得景迈山古茶林得以千年传承；景迈山茶已成为民族身份的符号，同时也是景迈山人集体认同的身份象征。
在传统知识体系方面，景迈山世居民族创造出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技术、村寨建设技术和生产技术，包括土地平面利用和垂直利用方式，村寨选址、布局和民居建造技术，以及独特的林下种植和茶叶加工技术。
云南澜沧景迈山，少数民族妇女在家里烘干茶叶。任东 摄 以“和”为核心的景迈山茶文化，强调天和、地和、人和，身和、心和、意和，反映出养生、修性、怡情、尊礼的精神内涵，塑造了当地世居民族平和友善的民族性格，使得在有限的自然资源条件下各民族之间不仅没有发生战争，而且相互帮助，和谐共存。
中新社记者：您全程参与见证了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13年的申遗历程。申遗文本修改达12版，就连名称也历经了古茶园到古茶林的变迁，请分享这十多年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和事。
陈耀华：从2010年开始申遗的基本文本，到2021年1月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终申遗文本，是整个团队不断学习、研究和探索的过程。
比如名称最早是叫景迈山古茶园，201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的名称就是“景迈山古茶园”。2014年专家评审会的时候，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叫“古茶林”更好，台地茶是“园”的形态，比如龙井绿茶、武夷岩茶的台地形态；景迈山的古茶林是在森林中，林间开垦和林下种植的方式有着更好的生物多样性和立体生态系统，是森林的一部分。一字之差，却是质的飞跃。
云南普洱，景迈山古茶林吸引游客。刘冉阳 摄 遗产要素也在变化。现在，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遗产要素包括5片古茶林、9个传统村落、3片分隔防护林。事实上，分隔防护林几乎是在最后才列入遗产要素的。为什么有这样的认识呢？因为这是它生态智慧的体现，如果防护林被砍光了，也许古茶树的数量会增加，可是一旦发生病虫害就会直接大面积传染，而且冬天容易使古茶林失去防护屏障而遭受大风冻害。分隔防护林也是生态智慧的重要体现。
景迈、芒景两个村寨劳动力的90%从事与茶产业相关的诸如种植、茶园的维护、茶的制作、加工、储藏及贸易等各方面的工作，茶叶收入占村民总收入的90%以上，遗产地居民收入远远超过所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带动了遗产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促进了古茶林的保护。保护与发展良性循环、相得益彰，使得这一古老的遗产经久而不息、历久而弥香。这里的人们非常热情淳朴，大家出门都不会锁门，售卖商品也是放在那里不会守着，谁要买什么扫个码(购买)就行了。国际专家去年来考察之后，也为这种淳朴的民风和世外桃源的宜居环境而感动。
云南澜沧景迈山，孩子与大人一起制茶。任东 摄 中新社记者：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成功消息传来的那一刻您是怎样的心情？是激动、兴奋还是其他？
陈耀华：确实很激动，但最激动的还是2022年9月来自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国际专家到景迈山实地评估顺利完成的一霎那。因为那是在疫情流行的特殊时期，各级政府和景迈山人民为了迎接评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环节，直接决定了项目能不能列入今年的世界遗产大会，最后的评估结论非常重要。这次上会(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显示的是“建议无保留列入”。
现在我反而想得更多的是以后的事情。申遗成功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更大的责任还在后面。游客怎么管理？容量怎么控制？如何在保护传承和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创建基于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景迈山模式？很多课题亟需深入研究。(完)
受访者简介：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文本首席专家、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 陈耀华陈耀华，从事世界遗产、风景区以及城市和区域规划研究30余年。现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和参与主要规划及研究课题60余项，其中包括山东泰山、浙江雁荡山、普陀山、湖南张家界、云南大理等1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总体规划，广西桂林、玉林地区、河南洛阳市域、云南红河州等10余项区域规划，天津大港、山东梁山、河南辉县等城市总体规划，河北迁安城乡统筹规划，以及云南景迈山古茶林、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山东泰山、开平碉楼与村落等申报世界遗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