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明

　　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有个著名论断：媒介即信息。所有的媒介并非单纯的信息载体，它自身就传递着信息。纸媒介传递的是非线性的信息，一张纸上，图文尽收眼底。

　　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所蕴含的信息，价值远超相同大小面积的纸张。对于发出通知书的高校来说，每一张通知书都是学校“人丁兴旺”的象征；对于接到通知书的考生来说，这既是开启他们人生新场景的“入场券”，也是最值得纪念的个人档案之一，有着永久的珍藏价值。正因为这个缘故，录取通知书无形中成了另一种“学币”，无论是学校还是考生，都格外重视其文字的精准和设计印制的精致，不容任何瑕疵降低了这枚“学币”的收藏价值。

　　再知名的货币，也难杜绝错币。大学发出的录取通知书，同样有出错的可能。近日，安徽巢湖学院就2023级新生录取通知书将新生报到时间“9月6日”错误印刷为“9月6月”发表致歉声明，表示将为新生邮寄新的录取通知书。

　　无独有偶，日前有社交平台披露，广州中医药大学录取通知书把“报到”写成“报道”。该校招生办承认情况属实，表示“正在弄新的通知书，这两天就寄出”。

　　短短几天时间，两家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因为文字差错，被推到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成为酷暑时节众多网友“吃瓜”的对象。对于这样的显性差错，社交媒体上出现责怪的声音并不奇怪：“搞学术的地方出这种低级错误？”“这有点太不严谨了！”“这一个错别字就反映出很多问题”……

　　在“电脑打字欢乐多”的时代，输入法造成的文字差错往往在所难免。对于录取通知书的文字差错，一些网友也表达出他们的宽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必啊，一个错别字需要上升这么大的高度嘛？”“有时候要辩证地看，得饶人处且饶人”……

　　网络宽容更多适用于远距离的“理解万岁”，如果蓦然回首，发现自己竟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想必当事人更多的是苦涩的心情：“第一眼没看出来……”“吃瓜吃到自己学校了”“我的母校给我丢脸了”“字出问题了，立马改正，这学校靠谱”……

　　录取通知书出现文字差错，相信不是涉事学校愿意看到的失误。面对舆论关注，涉事学校闻过即改，一方面公开道歉，一方面修正差错承诺补寄通知书，用行动证明了校方的重视。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类事件很快会淡出公众的视线。

　　在舆论忘却之前，除了微观层面的批评，还有必要做一些宏观层面的反思。当代社会，大学的显著性有增无减。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所大学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着社会的神经。大学发出的录取通知书，不论是文字还是标点符号的闪失，几乎都注定了要成为舆情事件。

　　按照现行的管理模式，录取通知书差错，学校招生部门首当其冲应被问责。平心而论，类似的问题并不局限于哪个部门和哪个学校，而应当引起所有高校的警惕。

　　大学的声望在于办学的历史悠久。大学就像一棵树，“年轮”的圈数展示着办学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靠的是一代又一代师生的贡献。一所档案意识浓厚的大学，传递给师生的是一言一行皆为“档案”，这与今天所谓的“数据留痕”说法不谋而合。档案意识提醒师生要对学校的未来负责，避免因为个人的疏忽大意为学校的明天“添堵”。

　　档案意识要求师生注意工作学习的细节，用好的细节为学校“画像”，避免出现不该出现的差错。这样的差错减少了，学校的声誉自然增加。档案意识让这样的“声誉相册”不断叠加，使学校的历史经得起时间的检视。师生工作学习的细节真正禁得起推敲，不该出现的差错才能不断减少直至杜绝。

　　避免类似录取通知书差错现象，除了营造全校性的档案意识，还应将知行合一作为行动的原则。大学是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的重地，录取通知书差错暴露出的恰恰是知行分离。当下一些大学所强调的“知”，集中在对科学知识的认知，忽视了对学校声誉的认知和对个人责任的认知。原本三重的“知”被简单化为一维的知识，这样的顾此失彼增加了滋生问题的风险。

　　与此同时，一些大学重视重大活动的行动，但忽略了诸如录取通知书这样的小事行动和惯例行动，三重的“行”降格成单一维度的“行”，知与行的内在割裂在先，造成知与行的全面合一愈发困难。

　　树立档案意识，坚持知行合一原则，遏制差错的防火墙建立了，录取通知书出错之类现象将越来越少，大学的“档案”“声誉相册”也会越来越好。（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