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互联网法院发布了涉网暴案件审判情况及典型案例，总结此类案件的裁判经验。其中，以“网络大V”、网络自媒体、营销号等为代表的网络意见领袖实施的网暴，不仅涉案数量急剧增加，而且针对性更强、危害更大，受到司法机关和公众的高度关注。

　　此次发布的多起典型案例也与一些网络意见领袖参与实施网暴有关。如面对网友私信发送的侮辱性言辞，有“网络大V”以暴制暴，通过“挂人”的方式宣泄情绪；还有“网络大V”为了吸引流量，转发有关某公众人物学术造假、个人感情生活等内容的文章，但未对文章中带有贬损、诽谤的内容尽到合理核实义务，结果导致相关文章快速传播……这些都反映出规制网络意见领袖操纵网暴行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所谓网络意见领袖，是指网络关注人数达到一定数量，在一定行业、一定区域形成较大影响力的个人和单位，如“网络大V”、新闻媒体、知名网络评论人员等。当下，有的网络意见领袖为了吸引关注度和流量，或故意制造虚假的猎奇信息挑起网民情绪，或跟风炒作热点事件，助推侵权信息快速传播，是引发网暴的重要源头。

　　网络暴力司法治理的首要难题在于，谁来为网暴承担法律责任？今年6月，“两高一部”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既要纠正“法不责众”的错误倾向，又要有所区分，“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推波助澜者以及屡教不改者”。“网络大V”等网络意见领袖相对于普通网民而言，发布的信息传播速度更快、覆盖面更广，一旦其参与网暴事件，往往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而在现实中，的确有一些网暴事件与网络意见领袖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因此，在具体的网暴案件中，应当将网络意见领袖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当前，司法机关关于防范和惩治网络意见领袖操纵或参与网暴的行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应当重点打击发起者、组织者。网暴事件中往往参与者众多，如果打击范围过广可能引发“全民违法”的问题，因此，司法机关需要贯彻分类分层治理思维，有重点地打击主观恶性大的发起者、组织者。例如，有的“网络大V”为了流量或其他私人利益，发起、组织网暴行为，或者对网暴信息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对于此类行为，司法机关应当给予重点关注。而对于受他人蒙蔽，没有尽到信息审核义务而传播网暴信息的“网络大V”等网络意见领袖，鉴于其主观恶性较小，宜从宽处理。

　　二是要求网络意见领袖承担更多的法律义务。网络意见领袖掌握重要的网络话语权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公众代言人”，其行为具有公共属性，相应的也要受到更多的法律约束。在此次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的某“网络大V”因转发不实文章恶意营销构成侵权一案中，法院就确立了“网络大V”对转发信息需要承担核实义务的裁判规则，未尽到核实义务造成网暴信息传播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可见，网络意见领袖作为特殊主体，有义务保障发布信息的真实性。

　　三是明确网络意见领袖参与网暴的法律责任。“网络大V”等一旦传播网暴信息，很容易成为新的传播源，误导粉丝群体参与网暴。因此，网络意见领袖凡是参与网暴的，无论其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都有责任阻止网暴信息传播蔓延，并赔礼道歉；给被害人造成损害的，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网络暴力广泛存在于网络空间，系统治理难度大。司法机关对网络意见领袖操纵网暴的行为予以重点关注，既充分贯彻了轻重有别的治理思维，也找到了合适的司法“锚点”。司法力量的汇入，增强了对此类行为惩治的有效性，能够督促网络意见领袖加强自我约束。同时，司法的良性调控，有助于进一步发挥网络意见领袖作为社会“公知”的角色作用，引导全社会形成拒绝网暴的良好氛围，最终实现网暴司法善治的目标。

　　(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