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起东

　　4轮开票30秒内售罄、内场前三排票价近2万元、两张连坐票叫价15万元……近日，某著名歌手演唱会门票被“黄牛”炒到天价冲上热搜。开售秒空、一票难求，“黄牛”加价倒票的行为让一众歌迷直呼“看不起”。不仅在演出市场，伴随着暑期旅游热、研学热，各大景点、博物馆、知名高校等门票也是一票难求，“黄牛”高价倒卖，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是对市场秩序造成严重破坏。那么，“黄牛”倒票涉及哪些法律问题？票务市场秩序又该如何规范？

　　“黄牛票”从何来

　　今年5月，某知名乐队在“鸟巢”连开6场演唱会，开售5秒内，近30万张门票全部售罄，未能抢到票的歌迷纷纷感慨：“‘鸟巢’那么大，却容不下一个我。”而与此同时，二级市场中却票量充足，门票在“黄牛”手中价格暴涨，最高档为1855元的门票，被“黄牛”叫价到18800元，价格几乎是正常票价的10倍。

　　正规渠道一票难求，“黄牛票”却天价叫卖，不禁让人心生疑惑，这些“黄牛票”究竟从何而来？

　　据业内人士介绍，一场演唱会的门票在主办方的规划下，一般会分为可售票与不可售票两部分，可售票是指通过票务平台公开售卖的门票，而不可售票则主要包括工作票、赠票等。

　　今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的通知》，其中第五条明确规定“督促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70%”。

　　这也意味着，一场演出一般会有近三成的门票是工作票等不可售票。由于并不公开售卖，这些票就可能会通过“转赠”等方式流入二级市场，乃至“黄牛”手中。“黄牛”在囤积大量工作票后，再溢价“转赠”给购票人，从而获利。

　　除了在二级市场囤积工作票，针对票务平台公开销售的门票，“黄牛”也有多种抢票手段。

　　一位在北京从业多年的“黄牛”刘某说，一些“黄牛”会雇佣“抢手”通过“代拍”“代抢”的方式在正规票务平台抢票，购票者需提前将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提供给“黄牛”，“黄牛”则收取一定的代抢费。例如，在某人气组合“十年之约”演唱会举办前，就有资深“黄牛”打出广告称“背后有万人团队共同抢票，成功率99%”，而代抢收费也是3000元起步。

　　还有一类“黄牛”则是通过技术手段，开发抢票软件，通过“爬虫”抓取数据，“0秒下单”，或是直接帮购票者代抢，或是在短时间内大量囤积，再通过“转赠”形式加价售卖。更有甚者，一些“黄牛”甚至直接通过出售抢票软件和抢票教程给购票者，从而赚取利润。

　　倒票违法须担责

　　事实上，“黄牛”肆意加价、疯狂倒票的操作，已涉嫌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伪造、变造、倒卖车票、船票、航空客票、文艺演出票、体育比赛入场券或者其他有价票证、凭证等行为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高界鹏凯律师事务所主任张仲凯对《法治日报》记者表示：“‘黄牛’低买高卖的倒票行为有巨大的利润空间，导致消费者失去了以平价购买商品的机会，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显然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

　　那么，“黄牛”倒票的行为是否可能触犯非法经营罪呢？

　　对此，张仲凯认为，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一般演出门票并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虽然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规定了“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兜底条款，但是，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应当得到更严格的限制。自1998年以来，已经出台了22部司法解释对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进行适用，加上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前三项规定，非法经营罪已包含25种行为方式。相比之下，“黄牛”倒卖门票行为的危害性和紧迫性都更为轻微。同时，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前提是违反刑法意义上的“国家规定”，依据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黄牛”倒卖门票行为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不过，“黄牛”倒票行为仍有可能触犯刑法的其他相关规定。

　　根据国务院《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部门或者公安消防机构依据法定职权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伪造、变造营业性演出门票或者倒卖伪造、变造的营业性演出门票的。”张仲凯表示，倒卖伪造、变造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的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

　　张仲凯告诉记者，如果“黄牛”使用软件帮助客户抢票，并获得非法利益，扰乱正常购票的秩序，还可能构成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所规定的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消费者在寻求代抢时往往会将个人信息提供给“黄牛”。张仲凯表示，如果“黄牛”非法利用其个人信息或将其信息提供出售给他人，则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尚需标本兼治

　　面对票务市场乱象，监管部门也在持续发力整治。以北京为例，针对多场大型演唱会在京密集举办的实际，今年4月起，北京文旅、公安、网信、文化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齐出手，联合各区开展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黄牛”倒票乱象专项整治工作。工作开展以来，北京警方查获“黄牛”倒票人员143人。

　　而另一方面，为最大限度防止“黄牛”囤票，多场演出活动的组织方也开始实施“强实名”制度。所谓“强实名”，即人、证、脸三合一，线上购票时要绑定身份信息，入场时必须扫对应人员的身份证，还要对着摄像头刷脸，保证票、证、脸信息完全一致，信息不匹配会导致入场失败。

　　“黄牛”刘某告诉记者，此前虽然也是实名制购票，但可以转赠，且不要求入场时信息一致，可以说是“伪实名”，“强实名”后，门票不可转赠、转售，“黄牛”囤票难度大大增加。“‘强实名’后，我们主要是提前拿到购票人信息，再通过抢票软件代抢。软件每秒刷新几百次，普通人拼手速根本拼不过我们。”刘某直言。

　　据央视新闻报道，按照文旅部门的监管要求，一些票务平台已经开始用科技手段反制“软件刷票”现象。某票务平台安全部业务风控负责人表示，通过流量清洗技术，对用户的下单请求可以做到实时识别，判断是真实用户还是机器行为，该技术针对使用恶意软件刷票的拦截率达到了99%。

　　“强实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黄牛”囤票，但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有消费者表示，“黄牛”囤票难度增加，反而导致代抢价格水涨船高，最终羊毛还是出在购票者身上。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强实名”不可转售、转赠的规定也使得门票在二级市场无法交易，如果没有畅通的退票渠道，则可能影响到消费者的退票权益。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记者表示，要想对“黄牛票”现象标本兼治，不仅需要技术，也要依靠制度。演出活动主办方应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手段，进一步完善实名制购票方式，可借鉴铁路售票机制，健全购票流程，堵塞“黄牛”抢票的技术漏洞；监管部门应当继续用好、用够、用足法律赋予的市场准入、行政监管、行政处罚和行政指导权限，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维护好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障票务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