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绝对不会想到宋朝人的婚姻观念，竟然如此世俗化的。
当朝宰相争抢富婆
随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人们的婚俗观念也发生变化。曾经就有两位宰相为了争抢一家财万贯的寡妇而大打出手。这桩在古代堪称奇葩的事还被记载下来：
真宗咸平五年（1002），两位在朝宰相向敏中和张齐贤，为了竞争求取以为姓柴的寡妇，居然闹上公堂，最终打起官司。原因无他，唯柴姓寡妇家产雄厚而已。程颐还评价道：无非“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意思是柴氏是一位超级富婆，她的钱财足以装满十万个钱袋子。原以为是什么宰相争权夺位之事，没想到守旧拘谨的宋人，还是当朝宰相，竟也如此开放，真让人瞠目结舌。最终两位宰相也没有抱得美人归，双双被降职，向敏中被罢为户部侍郎，张齐贤被罢为太常卿。
找富婆这事，宋代的记载还不少。宋神宗元丰年间，屯田郎中刘宗古“规孀妇李财产，与其同居”；宋仁宗时期，吏部侍郎孙祖德在致仕之后，就“娶富人妻，以规其有财”。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也在重塑人们的社会价值观以及社会心理，即使是为谋钱财而求娶寡妇也是常有的事。宋代婚姻，从重门户到重资产，反应了当时的社会变革，建立在“身份”“门阀”之上的阶层壁垒失效了，说明了商人资本已经获得了打通阶层壁垒的力量。
以“榜下捉婿”方式找财女
宋代法定是一夫一妻制，丈夫只能有一位法定的妻子，即使他可以有多个女子（妾和婢女）在家庭中，但是他的名誉妻子只能是唯一。因此很多士子都有一种想法，一旦高中科举，可以求取富裕家庭的女子，甚至是挑选，这种现象也称为“榜下捉婿”。这种现象不止一两个，甚至盛行的状况，以至于在神宗时代，大臣丁骘在奏疏《请禁绝登科进士论财娶妻》中描述了这种现象：
"近年进士登科，娶妻论财，全乖礼义。衣冠之家随所厚薄，则遣媒妁往返，甚于乞丐，小不如意，弃而之它。市井驵侩出捐千金，则贸贸而来，安以就之。"
进士卖婚，价高者娶之，估计是得进士一辈子一次，如果能够从婚姻的彩礼中体现自身价值，也是值当的。而且，不仅自己有彩礼钱，养育进士的家庭也能沾光。《萍洲可谈》里边讲到，娶一个进士，除了要给进士本人“系捉钱”以外，成婚后，进士的"父母亲属又诛求，谓之“遍手钱”。
以二婚形式找有钱女子
如果没考到进士，是否能够去富婆？答案是，可以的，考虑一下二婚。
宋代以前都是男性聘礼多过女方，可宋代却恰好相反。
“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钱三十千”
这样造成平民嫁女得花费几百，官户嫁女几千甚至上万的现象。在宋代，风俗与法律的规定，要分给女儿一部分财产，这部分财产，通常叫作“奁产”，即以办嫁妆名义给予的财产，而且法律中已经明确女孩的财产继承权：一般为兄弟所得的一半。
在法：父母已亡，儿女分产，女合得男之半。
因此，达官贵人、富人家庭的女子一般而言都是嫁妆丰厚的，况且是二婚。按照法律规定，女性有继承权，又有自己出嫁时带的巨额嫁妆，因此一旦丧夫，自己往往坐拥巨额资产，这些资产随着再嫁流入夫家。仁宗时，吏部侍郎孙祖德致仕以后就娶了个富人妻，大笔财产通过这场婚姻转手给自己；神宗时的屯田郎中刘宗古"规孀妇李财产，与同居"；嘉定年间的福建提举司干官叶嗣立"更娶海盐蔡家寡妇常氏，席卷其家财"。著名词人李清照，也曾是靠婚姻骗财者的牺牲品，半生的财富被二婚丈夫卷走。所以，在宋代一个有钱的寡妇很抢手，而且宋代不以改嫁为耻。
宋代重女轻男，父母都会置办丰厚嫁妆
宋人曾纡曾在笔记《南游说旧》写道：王安石打算将小女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蔡卞。蔡卞是蔡京之弟，聪慧过人，13岁就考中进士，师从王安石，深受其赏识。王夫人吴氏因疼爱这个女儿，就购置了昂贵的“天下乐云锦”制成床帐来作为女儿的陪嫁。
范仲淹在初订《义庄规矩》时规定：
“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
苏轼的弟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为了给女儿筹办嫁妆，他特地卖了他在河南新乡购置的一块好地，凑了“九千四百缗（古代计量单位）”，让女儿带进了婆家。“九千四百缗"就是9400贯。苏辙在日记里说，他这是“破家嫁女”。换言之，为了给女儿办嫁妆，他几乎倾家荡产。
宋代“厚嫁”是当时的时尚。一般来说普通人家也是百贯千贯，还有有大量的首饰做陪嫁，嫁妆是女性家庭地位的象征，所以厚嫁也代表着家庭地位高，富人家庭厚嫁女儿的事例也不少，一般有田产，现金都是以万贯来计算。
这种社会风气还衍生出“娶妻论财”情况，有出身贫寒的进士用婚姻换取了富贵人家女婿的身份，有男子求取寡妇获得大量嫁妆的风俗，以至于蔡襄感叹道：
“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只求资财，随其贫富。”
其实，
宋代这种风俗对男子还是比较好的，然而对于女性而言就不一定了，以至于一些穷苦人家无力承担高的嫁妆，女孩一出生就被溺死。社会经济发展是好事，然而如果导致社会中重视厚重嫁妆、彩礼，那就会导致社会失衡，正如今天人们对“天价彩礼”的担忧一样，一切向钱看了，生活就充满了“算计”，一旦发生情感冲突，势必会带来经济纠纷，并且因此闹的不亦乐乎。
